第三章 莫扎特和共济会：纳粹的难题（第7/8页）

阿尔弗雷德·奥雷尔的《莫扎特的德国道路》（Mozarts Deutscher Weg）则又一次试图否定莫扎特和共济会的关联。这本书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初版于1941年，两年后重印，本质上是关于莫扎特的一部传记研究，以莫扎特的一些书信为基础，并加上个人化的评注。如标题所示，本书重点在于探索莫扎特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方面，这个主题在讨论《魔笛》的篇章中特别重要。不可避免地，奥雷尔否认这部作品和共济会的关联，并利用这个机会攻击那些在过去提出这种诠释的人：

近期有文献颇有目的地试图把《魔笛》视为“共济会歌剧”，并以此用错误的色彩为莫扎特这个人、这个艺术家画出整个肖像。小到特定的布景和文本细节，甚至包括某些乐句，它们都从中挖掘出一些类比，发明出一些诠释，这些类比和诠释都是为了说明这样一种思想，即这部歌剧只能以共济会为背景来解释，而莫扎特此处的目的几乎就是神化这个秘密社团。这些说法当然是后来才出现的，一旦提出，某些人就以难以置信的固执将其发展得越来越过分，但撇开这点不说，这些诠释也完全误解了《魔笛》的创作背景，不负责任地扭曲了莫扎特的形象。[134]

既然奥雷尔的目的是加强党的宣传，他所关心的是让这部歌剧脱离和共济会的任何实质联系，并加强将其作为魔法和幻想奇观来欣赏和理解的说法：

莫扎特一生的精神道路是从教条的天主教理念走向这种更宽泛的道德观，他在维也纳的共济会圈子里交了一些和他有着思想共鸣的朋友，则很可能让他和会所建立起精神和内心的联系。尽管如此，《魔笛》完全不是一个共济会弟兄的作品，而是一个满怀着时代理想的私人声明。如果我们相信剧中能找到颂扬共济会的联系点，那共济会那严格的保密制度就足以驳斥莫扎特竟会将会所仪式的细节搬上舞台的想法。剧中隐含的路径：魔法作品——东方情调——泰莫斯王（King Thamos）——埃及祭司及其神迹，就很简单地解释了《魔笛》的创作和设计。莫扎特在这部歌剧中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一部具有高度道德思想的大众作品；而席卡内德所关心的是创造一部吸引人的魔法奇观剧，要充满尽量逼真的细节，并让这些细节有着貌似新奇的组合。[135]

阿尔弗雷德·奥雷尔在下结论时很少回到文献证据和前人观点。相比之下，利奥波德·康拉德（Leopold Conrad）发表于1943年的博士论文《莫扎特歌剧的编剧艺术》（Mozarts Dramaturgie der Oper）则相当彻底地为相似的观点填补了血肉。他在丰富的脚注中引用了备受尊敬的莫扎特研究者的论点。他全面研究了莫扎特的歌剧作品，没有像罗兰·腾舍尔特那样回避了《魔笛》中的共济会维度，而是迎头而上，处理了这一话题。另外，不像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康拉德颇自信地认可了保罗·奈特尔和奥托·埃里希·多伊奇等犹太学者的精到成果，许多脚注里都提到了这些学者对莫扎特作为共济会士的活动的研究。然而，即便采用了这些学者的证据，它们都被曲解，用来证明莫扎特和共济会的关系最多只是“纯粹的假说”这一相反观点：

莫扎特自1784年年底起就属于共济会。他相信他在此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追求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思想。而这个在约瑟夫二世庇护下的教派基本上是为启蒙运动服务的，吸引莫扎特的只是神秘主义这个次要元素——它以独特的方式迷住了他……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共济会是这样的，并且，相应地，当他后来在沮丧中、在痛苦的最后时刻亦未亲见多有宣传的慈悲时，也未丧失信心，陷入消沉。他依然怀着一种宗教上的道德感，才始终和会所保持关系。这是他看待人生和世界的独特方式，他当然也能从德国文学中得到同样的激励来形成这种观念。[136]

既已如此坚定地将莫扎特和共济会在整体上撇除关系，康拉德接着全面地分析了《魔笛》的文本，从它的精神和它所特别使用的地点和符号体系两方面入手，再一次驳斥了它和共济会有关的层面：

和共济会观点相反，莫扎特所特有的、并体现在《魔笛》中的人文理想不具有任何理性主义—国际主义维度。在最终的分析看来，它只能说明，莫扎特从共济会寻求的是与他性格中神秘主义—理想主义相呼应的东西……因此埃及的神秘主义并不属于将所罗门神殿视为象征的共济会的思想世界。从巴比伦和埃及的秘密仪式——伊西斯、塞拉皮斯（Serapis）、西布莉（Cybele）、密特拉神（Mithras）等——所撷取的元素否定了作品具有共济会信仰倾向的可能性。[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