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第6/7页）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广洋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县。每日诗酒人生，静静地等待人生机遇的降临。就在这一年，明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权力的不归路。

终点又回到起点，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消除相权的祭旗人，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就在汪光洋被赐死之后，又横生枝节：汪广洋的侍妾陈氏从死，掀起了新的波澜。在当时，如果政府官员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妻妾从死，应该是贞洁行为，作为皇帝应该为这样的女子来个死后追封。陈氏从死的消息传至南京，就在朱元璋准备追封时，得知陈氏的身份是没入官籍的一个受处分官员的女儿。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责问礼部官员：“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没官的妇女只能赏给功臣，文官怎么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其中必有蹊跷。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员在背地里瞒着他做些不法之事，那些官员胆敢有一件事瞒着自己，将来就会有十件、百件。他设立特务机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门和检校将此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明眼的官员这时候已经看出来，朱元璋是在借势发挥，要把这篇文章做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就没人清楚了。皇帝彻查文臣，作为文臣领袖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脱干系。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的权力触角已经伸展得无处不在，再任其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将他这个皇帝的权力架空。

相权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实现这两点，需要一个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这时，一个叫涂节的官员适时跳了出来。

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涂节还是胡惟庸的死党，而且在胡惟庸的权力集团中占据重要位置，胡一直视他为亲信。由这样一个人来攻击胡惟庸，是再好不过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虽然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

可对于朱元璋来说，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杀人的理由。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测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阴霾。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涂节的报告后，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审查结果很快出来：胡惟庸谋反罪名坐实，同时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辞其咎，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陈宁以及涂节陪同胡惟庸一起上路。这样的结局颇具戏剧效果，三人若在刑场相遇，不知会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台，使得帝国上下为之震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

“擅权枉法”是个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

就在帝国官员惊魂未定之际，到了正月十一，朱元璋又接连颁下了两道圣旨:一是废除中书省，二是废除大都督府。两道圣旨等于是把帝国的权力运行做了一个重新布局，那些仍旧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因为这两道诏令绝非十天就能够完成的。

中书省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官职。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也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朱元璋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力分给原来丞相统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博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拔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