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第7/7页）

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和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得以平稳实施。

这次权力整顿运动虽然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还是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不光文官权力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权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之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这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

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

为了给自己的子孙扫除障碍，他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准再提设立丞相的事，帝国的大小官员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帝国建立以来最为特殊的一段时光。人心惶惶的正月过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此时的大明朝，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无所禁忌的巅峰状态。

权力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应尽的义务，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开始在朱元璋身上显现出来。身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底线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眼下这无所禁忌的权力，给朱元璋带来的不光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更有繁重的工作压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够四个小时。

有史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将近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共计约有五百件事需要皇帝亲自定夺。那些帝国文官都是写文章的好手，一篇奏章能让他们写得洋洋洒洒，文四骈六。往往几万言的注水文下来，真正能够切入正题的只有几百字。

史料记载，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结果读到六千多字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正题。朱元璋勃然大怒，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第二天，再令人诵之，当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

朱元璋不由叹道：“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

一道五百字就能够说清问题的奏折，结果却注水成了万言长文，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是百万字。一个人每天的阅读量达到上百万字，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崩溃的事。而且，皇帝不仅要看奏折，还得动脑子去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即使朱元璋有着超强的精力也无法承受。从医学角度来讲，精力透支容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引发情绪病。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一团和气的人，长期置于这种工作状态下，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易怒。

这种情况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君臣关系的极度恶化。朱元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今天看不完就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开展工作，这样就会使得帝国的权力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员们就会落下行政不作为的恶名，遭到皇帝的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