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7/16页）

太子朱厚照即位初期，刘瑾还只是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太监，在“八虎”中的排名并不显眼儿，甚至有些靠后。

以“八虎”为首的太监将明武宗的生活搅和得鸡飞狗跳，使他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皇权被置于太监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引起外廷官员的极度不安与反感。针对日渐抬头的宦官势力，帝国官僚们不得不有所行动。

对于官员的谏言，明武宗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候朝官们盯得紧了，朱厚照只是表面接受，可暗地里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次，皇帝暗中派宦官敛财的事被阁老们阻止，朱厚照拍案而起，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怒斥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意思是说，不要动不动就说太监的不是，你们这些朝臣也没有几个是好东西。

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间的生死对决无可避免地爆发了。外廷官员联合起来想要一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这次事件是刘瑾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迎来了帝国的第二个宦官时代。

文臣的带头大哥是户部尚书韩文，他率先发难，发动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劝谏明武宗。在这次反“八虎”行动中，内阁、部院、科道等各级权力机构的官员达成了共识。

这次统一行动是文官们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他们不能坐等宦官势力坐大。那样的话，他们的权力就将被边缘化。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宦官的骄横往往是因为皇帝控制文官的能力不断减弱。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也是宦官势力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反“八虎”的舆论浪潮中，有一个人起草的奏疏让皇帝读得“惊泣不食”，差点儿走向精神崩溃。此人就是当时的文学名士李梦阳，他替户部尚书韩文草拟了弹劾奏章。由他起草的奏章，文风犀利，直击要害。

这已经不是李梦阳第一次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奏疏了。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就因为奏疏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史称“应诏上书”。

当时李梦阳写的是一篇长达五千言的《应诏上书稿》。在那篇奏疏里，李梦阳将国家弊政概括为二病、三害、六渐。奏疏中重点弹劾的是皇后张氏（后来的太皇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李梦阳因为这封奏疏身陷牢狱。等到出狱后，他在路上遇见了身为外戚高官的张鹤龄，他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彰显了不畏强权的“直臣”本色。

如今“八虎”祸乱朝廷，李梦阳卷土重来。他连皇后的弟弟都敢痛骂，何况几个宦官。

对于李梦阳这样的“直臣”，皇帝是既爱且恨。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才当的“直臣”，恨是因为他的“直”往往会伤害到皇帝的颜面，有损皇权的威仪。

李梦阳这次起草的奏疏是《劾宦官状》，矛头直指刘瑾等八个妖孽太监。这是一篇怎样的奏疏，居然能让皇帝读得痛哭流涕、茶饭不思？在这里摘录其中一段，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明朝高级言官的功力：

“臣等伏睹近岁以来朝廷日非，号令欠当，自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今照马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让明武宗读得“惊泣不食”。要知道明武宗少年登基，哪里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再加上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年轻的皇帝为自己刚刚即位就深陷权力泥淖而无力挣脱，感到恐慌才会“惊泣不食”。

这份奏疏如果只是李梦阳一个人的意思，也不足为惧。李梦阳只是捉刀之人。奏疏下面的署名之人是以韩文为首的帝国大佬们，其中不乏阁老、九卿等重臣。

没有哪个皇帝愿意与他人共天下。在权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只会选择其中一方作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这种权力博弈中的联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作为恒量，常常会联合势弱一方来打压势大的另一方。

为了保全“八虎”，妥善应对帝国官员的滔天舆论，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于南京。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等到朝廷舆论休止，刘瑾等人又会卷土重来。依照刘健等人的意思，这帮祸乱帝国的妖孽之徒都应该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