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第5/7页）

袁崇焕说，开市只是为了安抚附近的蒙古人。后金兴起后，不断和蒙古各部发生战争，蒙古各部不敌后金，一部分选择了投靠后金，一部分选择了与明朝联合抵御后金，还有一些部落则摇摆不定。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蒙古各部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所以拉拢蒙古各部是战时所需，不可不做。

自从袁崇焕保证五年完成平辽大业以来，崇祯皇帝还没有驳回过袁崇焕的奏章。所以崇祯皇帝权衡之下，又一次给袁崇焕开了特例，允许他计口给粮。也就是统计人数，按照这个蒙古部落的人口数进行粮食交易。做个简单的类比：面对蒙古这些饿狼，袁崇焕是扔几块肉，任凭饿狼自己抢；崇祯是拿着肉一个个喂。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何况旁边还蹲着后金这只猛虎，肉自然是越快扔出去越好。

袁崇焕开市卖粮的做法在中央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帝国上空为他高悬的那把利刃也正在缓缓落下。身为局中人的袁崇焕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命运的泥沼中高歌猛进。其中最为人诟病，也最令崇祯皇帝耿耿于怀的，就是杀死毛文龙。

毛文龙占据皮岛，拥兵自重，袁崇焕一直以来视其为祸害。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离京前夕，大学士钱龙锡亲自到袁崇焕寓所，咨询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方略。

袁崇焕说：“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则处之，易易耳。”袁崇焕必定十分清楚，擅杀主帅的做法太过冒险。因此，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毛文龙为己所用。毛文龙本人也很清楚袁崇焕到任之后策划东江的种种举措是为了逼自己就范，迫使自己为其所用，无条件地支持他。

“用则用之，不可则处之。”袁崇焕努力争取实现前者但也作了应付后者的充分准备，结局取决于毛文龙。此时的毛文龙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摇他安坐岛中、富拟王侯的利益。对他来说，忠君爱国、气节风骨之类的羁绊不足挂齿。当处境日危时，他甚至想到过与皇太极密谋图明、中分天下，并与皇太极讨价还价，准备献岛降金。

袁崇焕已得到毛文龙图谋叛明的密报，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两人会见于旅顺以西的双岛。袁崇焕仍晓以国家利益、动以思乡之情，甚至提出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的妥协方案，苦口婆心，反复开导三日三夜，毛文龙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权衡擅杀主帅与延误五年复辽二者所失孰大之后，毅然采取极端手段。他在写给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信中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袁崇焕效提刀之力。”

在袁崇焕看来，只有拔掉毛文龙这颗钉子，他才能成为实至名归的辽东主帅，并且是唯一的主帅，更主要的是能够借此解决辽东的“人事问题”。为了逼毛文龙就范，袁崇焕先是断绝东江粮饷八个月，饿死东江镇军民无数。然后又拿出尚方宝剑，来一次先斩后奏。他罗列了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然后假借皇帝的名义将其杀死。

斩杀毛文龙时，袁崇焕的亲信中军何可纲对他说：“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事后看来，这样的话很有先见之明。

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正忙于实行南路战略部署的时候，后金已绥服宁锦以北的蒙古各族。如此一来，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疯狂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然后将其除掉。客观地说，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机不对，就好像给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动手术，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后遗症。杀毛文龙对袁崇焕来说，不但没有提升战斗指数，反而削弱了己方力量；对皇太极来说，可以大大减轻他的压力。

沉浸于复兴帝国大业迷梦的崇祯皇帝倾全国之力支持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身处紫禁城的他有自己的心理底线，那就是后金军不能跨越长城一步。越怕的事越要来。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日，皇太极率领清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了袁崇焕苦心经营的防线，选择大明边防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举入侵。后金部队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就攻下遵化。

按《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也就是说，皇太极跨过长城之时，就是袁崇焕死期临近之日。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袁崇焕在皇太极出兵二十八天之后的十月二十九日，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才获知皇太极的军队已经跨过长城的消息。一直以来，他以为只要在宁远、锦州一带把防御工事筑得牢牢的，意图南犯的后金部队即使插翅也闯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