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第15/16页）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他的所作所为已对正统价值系统构成了肆意挑战，使正人君子愤懑已久，而且，在军政上层生存了这么多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树了许多敌手。一旦失去兵权，他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朝里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到处横行无碍，处处迎来满面春风，还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好像别无选择了。吴三桂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薄情寡义，爱新觉罗家族会这样过河拆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来竟是千古通义，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可是，吴三桂实在不想再叛变了，叛变并不是他的专利。他原想在满洲人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终此一生。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把三藩叛乱的罪责归于吴三桂，我却愿意为他开脱。如果不是康熙帝对吴三桂个人品质的深刻反感，不是他的年轻气盛以及超越祖业的雄心所驱动，叛乱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几年，等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寿终正寝之后，再采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决三藩问题，对中国历史造成的震动会小得多。

事实是，在康熙十二年九月撤藩诏下达之后，吴三桂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犹豫彷徨。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吴三桂不再有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锐气。明明大势已去，一向头脑清楚的他还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边的幕僚们却比他清醒，他们日夜撺掇他起兵。智囊方光琛的进言一针见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

多年养尊处优的平西王现在又一次落入焦躁痛苦的抉择之中。他整夜失眠，动辄脾气大发。转眼到了康熙十二年岁末，宣诏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温文尔雅的吴王爷头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对使臣的催问，开始还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颊大骂”起来，他指着钦差的鼻子吼道：“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势不可免了。

只是，难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吴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挂。在练兵校场的鼓角齐鸣中，他纵马疾驰，连发三箭皆中靶心。虽然已是花发满巅，延陵将军风采依然，还是那么英武绝人！

吴三桂率领二十万人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风动尘生，杀气袭人。

十五

起兵之初，形势对吴三桂颇为有利。吴三桂手下的官兵都是百战之锐，能征惯战。在吴三桂的指挥下，他们很快就拿下了贵阳、长沙、岳州、成都、常德、衡州，一路克捷，所到之处，清军望风披靡。

吴三桂又一次饮到了长江之水。他亲临常德指挥，陈重兵于长江南岸，摆出一副汹汹之势。这时，吴军士气高涨，将领中有人主张立明朝后裔以收揽人心，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控扼江淮以绝南北粮道。可是吴三桂拒不表态。时间一天天过去，开始势如破竹的吴军仍在长江南岸按兵不动。

吴三桂自有他的打算。他想通过这个举动，向朝廷表明他并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他认为大军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吓倒未经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给朝廷送去奏章，请求停战。同时，又转托西藏的达赖喇嘛为他向朝廷“说情”，示以“裂土罢兵”之意。

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不妥协。

这个举动暴露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这正是他这个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注定他不能成大器的证明。他这样的人，在历史脉络的缝隙间可以游刃有余，却缺乏引导历史、创造历史的眼光和识度。武力有时可以决定一切，却不是无懈可击的论据。当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他的英勇、精明、识略都成了礁石上苍白的泡沫。

康熙皇帝比吴三桂想象的坚强许多。他身上有着吴三桂所最缺乏的东西：原则性。他并不认同吴三桂的逻辑。就在吴三桂按兵不动的同时，他正在紧张地调动军队，动员种种社会力量。当他初步站稳脚跟，调整好整个国家应对危机的姿态后，他对吴三桂做出了回答：将吴三桂留质在京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其余在京子孙免死入官为奴。

史书记载，当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吃饭。他“闻报，惊曰：‘上少年乃能是，事决矣！’推食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