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第28/34页）

　　民间进宫演出，剧本内容受到更严重的钳制。因此，演出主题永远不过是喜庆、欢乐、祥和、太平；场面永远是华服艳舞、仙乐飘飘、欢声笑语、恍若天界；内容永远是祝皇帝和太后身体健康、国家万年无疆。虽然太后和皇帝都喜欢看“插科打诨”的丑角戏，但是在严格的限制下，这些戏的内容不能讽刺社会，反映现实，只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内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艺政策下，乾隆朝戏曲内容呈现两个特点：第一，戏曲作品内容的道德化，专门以阐扬忠孝节烈之事为职事。第二，戏曲文学样式的诗文化。戏曲词句越来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脱离舞台的案头之作”。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愿为天子助教化的热情。乾隆时剧作家夏纶所作《新曲六种》，各题之下就分别表明“褒忠、阐孝、表节、劝义、式好、补恨”等主旨，剧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号和无味的说教，剧情简直就是这些观念的图解。唐英《古柏堂传奇》十七种，虽然在当时算突出的成就，其实都没有触及深刻的社会问题，很多内容是宣传忠孝节义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他的剧作语言通俗，情节生动，曲词不受旧格律的束缚，还算有点可取之处。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戏曲创作几乎一无可观。

　　因此，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五 由驯身到驯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宫的灯下打开了一份奏折，呈递者是退休官员、原任大理寺卿（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长）尹嘉铨。

　　尹嘉铨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细绝伦。他上这份折子，是想为他已故的父亲、原河南巡抚尹会一“请谥”。

　　尹嘉铨说，他的父亲尹会一是一代理学名臣，品德出众，孝行感人，皇帝当年曾亲自赐了首诗予以褒奖。如今老父已经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赐予谥号，他做儿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请皇帝从那首御制诗里挑两个字，作为“谥号”。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尽。

　　厌恶的表情笼罩了皇帝的面庞。这个尹嘉铨他早就领教过。此人是“道学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圣大贤”的那种人。既然以圣贤为志，自然是不贪财，不过却非常热衷虚誉。在做山东布政使时，有一次借觐见皇帝的机会，曾当面向皇帝讨赏孔雀花翎，还和皇帝开玩笑说讨不到翎子没脸回家见老婆。乾隆当时就感觉十分不舒服，到底没赏给他。

　　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又来向皇帝讨赏了。这回讨的是“谥号”。“谥者，行之迹也。”赐谥，就是朝廷对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评价”，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礼部主持，内阁议定，皇帝亲批。如果大臣后代都像他这样擅自请谥，成何体统？尹嘉铨的心术乾隆一看即知。他不过是借这个“非常之举”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请谥成功，那么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这样出于孝心的请求来怪罪他。因为传统政治历来的口号都是“以孝治天下”。

　　虽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乾隆提起朱笔，在折子后面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气氛笼罩在字里行间。

　　皇帝把折子抛到一边，打开了下一道。字迹还是那么淡而有力，不屈不挠，居然又是尹嘉铨的。内容是说，“我朝”出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他们一言一行都实践了孔夫子的教导，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他建议皇帝让这些人都“从祀孔庙”，也就是把他们的牌位都供到孔庙里，陪孔夫子一起吃冷猪肉，以示“光大圣道”之意。在折子结尾，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至于臣之父亲尹会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诗章褒嘉其孝行，则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从祀，不过此事究非臣所敢请也。”

　　皇帝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发抖。这是他盛怒之极的表情。皇帝拿起朱笔，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