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第12/34页）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为多。《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18)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寸，两行，惟此为异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秦始皇帝以衡石呈书。褚先生言：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史记·滑稽列传》。此言自属附会，然当时奏事用牍，则由此可见。《汉书·高帝纪》：十年，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又引《魏武奏事》曰：“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史记·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子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后汉书·循吏传》言：光武以手迹赐方国，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汉书·路温舒传》：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曹褒撰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吴恢为南海大守，欲杀青简写经书。《后汉书·吴祐传》。周磐令二子：命终之日，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朱博召见功曹，与笔札，使自记奸臧。对以实，乃投刀使削所记。原陟欲助所知之丧，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可见大之诏令、奏议，小至寻常疏记，及写经典者，无不惟简牍之资。《汉书·赵充国传》言：张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后汉书·刘盆子传》言：腊日，樊崇等设乐大会。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往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乡。《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言韩馥至厕，以书刀自杀。则时人刀笔，无不随身者。缣帛则为用颇希。《后书·和熹邓皇后纪》云：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笔而已，是帝王之家也。《窦融传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孙章与融书，两纸，纸八行，行七字，则贵戚之家也。《潜夫论·淫侈篇》，訾巫者刻画好缯，以书祝辞，佞神者于财物固匪所惜。《延笃传》言：笃从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贤行状》，言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三国·吴志·阚泽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皆可见纸之难得。张芝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书势》。《后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字志》同。盖亦以此也。《后书·宦者蔡伦传》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水经·耒水注》：肥川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顺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缣素。案蔡洲，当在今湖南耒阳县境。然《四体书势》言：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之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则汉末工书之家，其技仍施诸简牍。《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言既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观此及《后书·循吏传》所记光武事，知简牍亦未尝不贵。纸之初兴，价未必能甚贱，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广也。}

古欲传诸久远之文，辄镌诸金石。至汉世犹然。《后汉书·蔡邕传》：灵帝熹平四年，邕与五宫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张驯、韩说，大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大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此以传世之经典刻石，与秦刻石徒欲自夸耀者不同。正始中复刻三体石经，《后书·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以相参检”，乃误以正始中事系之汉。又刻《典论》。见第十七章第三节。虽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为印刷术之远源也。

第三节　儒家之学

汉代之显学莫如儒，然儒家自为帝王所表章后，其学顾浸流于破碎，徒存形质，精意日漓，魏、晋以后，有思想者遂折而入于佛、老，此学术之一大变也。今先叙述其原流派别，及其风尚之变迁，然后进论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