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15/26页）

多数伊斯兰强国都使用军事奴隶，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它是蒙古人在1258年推翻了巴格达哈里发王国后恢复建立的，从13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一直由马穆鲁克自己的苏丹王所统治。在这场王朝斗争中，马穆鲁克选对了边。1260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确立了他们作为伊斯兰世界——应该说是整个文明世界——的拯救者的地位，因为和他们作战的是不久前才去世的成吉思汗的族人——蒙古人。就是蒙古人在两年前推翻并杀害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蒙古人的军队在世界上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就连圣城十字军王国的基督教职业武士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马穆鲁克的胜利特别难得，因为蒙古骑兵中也有许多突厥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大草原上比邻而居，成吉思汗冲出中亚，一路作战，带来了许多抢掠的机会，突厥人见猎心喜，踊跃参加；所以，用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沙马的话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是被他们的同类击败打垮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被自己同族的人打败，因为马穆鲁克战士接受的训练和培养使他们自成一类，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类。

参加阿音札鲁特战役的马穆鲁克大多是来自黑海北岸的钦察突厥人（他们中间最伟大的巴伊巴尔斯就是钦察人），他们在孩童或青少年时期被卖为奴隶，带到开罗受训。他们像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那样被关在营房里与世隔绝，先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法规和写阿拉伯字；长大成人后，开始教他们弗鲁斯亚（furusiyya），即一整套骑术和马上作战法，这是马穆鲁克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基础。这套战术强调人马合一，培养在马上使用武器的灵活、准确，提倡骑兵战友之间的战术配合，与基督教欧洲对战士的训练大同小异；的确，骑士精神作为作战和荣誉的守则在多大程度上为十字军骑士（knight）和新月骑士（faris）所共有，这是中世纪军事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然而，马穆鲁克只专注于骑兵作战也注定了他们的消亡。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军事新发展完全隔绝。如果他们对外面的事情稍有了解的话，也许就能知道，马背上的战士不可一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他们与西欧的装甲骑士不同，既没有接触过原始的火药武器，也没有遇到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步兵为自己争取权利。直到15世纪末，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都无人挑战；结果，虽然马穆鲁克仍是人不离马，但在马上作战的技能却荒废了。

马穆鲁克制度有一点非常好：它完全不准世袭。马穆鲁克可以结婚，生的孩子是自由人，而且他们自己一旦不再当兵，就在法律上恢复了自由之身（不过还是不能脱离这个制度，也不能离开苏丹手下去投靠另一个主人），但是马穆鲁克的儿子当不了马穆鲁克。这个规定本应能够确保新思想和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然而实际上，它并未起到这个作用。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新招募的马穆鲁克一批批从中亚的大草原边疆地区来到埃及，但他们完成了见习期，学会了马上作战法后，就成了和他们的前任一模一样的人。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马穆鲁克地位崇高，而且因为这个制度是军事奴隶制，所以它凭借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攫取了各种权力和特权。它的成员无疑相信，要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最好毫不动摇地坚持过去他们赖以成名的做法。

然后，到了16世纪初，马穆鲁克突然遇上了自两个方向同时而来的火药革命的先进产物。葡萄牙人驾驶着装备重炮的舰船绕过非洲，向马穆鲁克对红海的控制发起了挑战。埃及边界的安全则遭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他们除了骑兵，还有大队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做后援。马穆鲁克的苏丹临时抱佛脚，企图一蹴而就，弥补上100年来军事上的疏忽和松懈。铸造了大量的大炮，也组建了炮手队和火枪手队。马上战术的练习得到了恢复，马穆鲁克开始认真重拾使用长矛和弓箭的技术。但是，马穆鲁克把恢复练兵和采用火药技术分成两件事来做，二者互不相干，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一个马穆鲁克接受过或肯接受使用火器的训练，炮手和火枪手都来自马穆鲁克阶层之外，是非洲黑人和阿拉伯西部马格里布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派去红海作战的炮手和火枪手大败葡萄牙人，因为作战的水域有限，葡萄牙人远洋舰船的优势无法施展，而且葡萄牙人的交通供给线也拉到了极限，几乎难以为继。纵马前去迎击有火药相助的奥斯曼军队的马穆鲁克却在1515年8月的迈尔季达比克（Marj Dabiq）战役和1516年1月的拉伊丹尼亚（Raydaniya）战役中均遭到惨败。结果马穆鲁克制度被推翻，埃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