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火（第26/29页）

被盟国称为V2的火箭到1944年9月才服役使用，一共只发射了2600枚，发射的目标先是伦敦（炸死了2500人），然后是英美联军在德国西线作战的主要后勤基地安特卫普。但是，这种武器的潜力显而易见；英国人得此消息后大为震惊担心，他们最初得到这个消息是在1939年11月，一位同情盟国事业的神秘德国人送来了一份报告。这份“奥斯陆报告”成了战争头两年英国技术情报研究的重点内容。与此同时，英国的科学情报部门也越来越担心德国可能会试验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

到那时为止，威胁仅是理论上的；科学家尚未成功引发原子裂变的链式反应，而原子只能通过这个过程才可以释放爆炸力，当时也不存在能够引发原子裂变的机器。但是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9年10月11日派人去见罗斯福总统，警告他注意原子弹的危险，总统立即成立了委员会评估这一危险，从这个委员会中发展出了“曼哈顿计划”。英国人也开始聚集必要的人力物力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同时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德国人获得原子弹。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代号为“管道合金”的英国研究小组全班人马来到美国，加入代号同样不知所云的“曼哈顿计划”的人员，和他们共同研究。研究人员争分夺秒地寻找如何把裂变理论变为现实，制造出终极武器的方法，坚决不让德国人赶在他们前面。他们努力的成果在德国战败后才得到展示，盟国派出的各个专家组经过深入无遗的调查后发现，即使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也还远未发现启动链式反应的方法。

1945年7月16日，温斯顿·丘吉尔接到在美国新墨西哥沙漠中的阿拉莫戈多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时，说了这样带有预言性质的话：“火药算什么？微不足道。电力算什么？毫无意义。原子弹才是雷霆万钧的基督复临！”他这番话是对美国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说的，史汀生当时是美国政府内部一场辩论的中心人物；辩论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用原子弹这么可怕的武器来迫使日本投降，尽管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日军在战斗中的强悍，以及他们对战俘和他们占领下的平民惨无人道的虐待使美国人民对他们毫不同情。辩论很快就有了结果，促成决定的关键因素是预计那时正在集结，预备进攻日本本岛的美军会有100万伤亡这个数字。史汀生自己后来做的解释代表了当时支持杜鲁门总统命令的大部分人的心声，“我感到，要让日本天皇和他的军事顾问真正投降，必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相信我们有力量摧毁他们的帝国”。1945年8月6日，美国对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打击的目标转向长崎，共造成10.3万人死亡。面对停止抵抗，否则就“等着灾祸从天而降”的迫令，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对全国广播，宣布终战。

法律和战争的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原子弹的发明并没有使战争就此销声匿迹，当时没有，后来的几十年内也没有。日本摧毁了欧洲在东方的帝国，当着以前曾是被统治人民的面，对欧洲的总督和住在东方的欧洲人大加侮辱，这意味着1945年后，欧洲人若想在东方恢复殖民统治，就只能使用武力。英国人盘算后决定，在缅甸恢复殖民统治是不可能了，遂于1948年承认了缅甸的独立。同年，马来亚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认识到，要想镇压起义，只能以自治为条件来争取人民支持平叛。荷兰人很快放弃了在东印度群岛恢复殖民统治的努力，那里和缅甸一样，日本人培育的独立运动已成为老百姓的民心所向。只有法国看法不同。印度支那出现了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从日本人手中获得了武器。面对这种情况，法国派遣远征军去强行重建“二战”之前的殖民政权，但是远征军从1946年到达的那一刻，就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淖之中。敌人显示了高超的游击战术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叫作“越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从中国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那里学到的游击战术；在被日本占领了8年，也和日本人战斗了8年的贫穷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1949年的内战中迅速夺取了蒋介石政府的权力。毛泽东的军队是靠常规战术打败了蒋介石的，然而，它在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作战哲学，把中国传统的避敌锋锐、等待战机的战略和马克思主义坚信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结合为一。印度支那的地形非常有利于突袭、小型进攻和迅速撤退，越盟在那里应用中国的游击战术打“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为自己的战法起的名字——最终成功地销蚀了法国远征军的抵抗。1955年，法国政府放弃了努力，把权力移交给了越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