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11/35页）

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是负责接收华北沦陷区域的，他在其回忆录中叙述道：「凡是南京中央政府所有的部会，平津都有办事处。他们拿着十一战区长官部的封条，各处『接收』，我根本不知道。经济部办事处接收铁工厂，停止开工，使锅炉裏的熔铁凝固在那裏。还有一些人把东西往家裏接收，这些用的都是我长官部的封条，别人认为是长官部所干，实则长官部根本就不知道，一切都乱了。」

华北如此，其他各大小都市中的接收情形，并无异样，而以沪汉两地的「劫收」把戏，尤属叹观止矣！民间怨声载道，政府充耳不闻。接收人员化公为私的非法行为，肆无忌惮。如汪政权的大员陈群所设「泽存图书馆」，穻釦漯岩j籍若干部，经某部派员接收后，乃有两部宋版书变成坊间的通俗本了。到一九五四年章行严（士钊）在香港时，犹对下走愤然谈及此事，痛骂某接收人员不置也。

二是惩治汉奸之漫无标準，有所谓政治汉奸、经济汉奸、文化汉奸等名目，株连瓜蔓，小大由之，如汪精卫的一个厨师在南京开设餐馆营生，亦以汉奸罪名被捕清算，其他可知也。惩治汉奸之目的，是在申张国家纪纲，垂训全体民众，应本擒贼擒王的策略，严究其渠魁以昭炯戒足矣。

法国抗战政府于国土重光后，对于通敌的「维琪政权」诸人员，仅将贝当元帅逮捕处刑，其余一概不问，允属明智措施，深得为政之道。当我政府轰轰烈烈惩治大小汉奸之际，有人在报上撰文表示异议，认为似此大规模的究处结果，估计全体被拿问的汉奸人物为十万名，每名平均有亲属五人，即有五十万人对政府怀抱怨恨心情；这五十万人之中，每人只要有两个亲戚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便为一百万名，三项合计起来，社会上即潜伏着一百五十万名以上，对政府抱有反感的群众，时时唯恐天下不乱，加之以共产党乘机煽惑鼓动，社会秩序即很难安静，贻患堪虞。这项意见是不错的，但当国者置之度外。

三是用人行政一团糟，就中央来说，最重要亦最繁剧的行政院长职位，初教只知聚敛与浪费，而不识政理政术为何物的准洋人宋子文，妄窃非份，治丝益棼；继又让毫无行政经验，且缺乏政治知识的地质学者翁文灏，滥竽充数，贻误苍生。就地方来说，若干膺受战祸最深鉅的省主席人选，尽由初试啼声的凡庸之辈，而且多係昧于治术的愚鲁军人充任，如湖南的王东原，湖北的张笃伦，江苏的王懋功，山东的王耀武，广东的罗卓英，江西的胡家凤（只有他是文人，其女后来嫁给钱穆），都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更不足以胜任八年抗战后百废待举、求治孔殷的艰鉅使命。尤以地位冲要的山东，因王耀武领导无方，措置失当，军民两政，一无是处，迨共匪进薄济南，迅告崩溃，影响大局最甚。战后人民望治心切，而位列专阃的省主席，毫无建树，拥号自娱，乃造成民生不易，祸至无日的局面，终致河山变色，非偶然也。

构成上述三大失策的原因，是胜利来得太快，当国者在战时腐心致力于抗战御侮的军事问题，对战后如何收拾局面，如何创进国计民生事业，未暇计及——在重庆设置着一个「中央设计研究局」，由熊式辉主持其事，聘任若干学者专家，分别设计研究，结果只是搞出了一套徒乱人意，无裨国家的分划关外东三省为九省的方案，亦未经过参政会讨论，更未徵询东北人士的意见，即贸然付诸实施。职是之故，当国者突闻日本投降消息，喜之不胜，把广土众民的战后建设问题，轻率处理，漫不经心。譬如东北行营主任职位，最高当局起初密许张治中充任，张氏正向各方物色辅佐人员中，临时又另派熊式辉前往。张氏后来巴结美国特使马歇尔，献媚共酋毛泽东而一意主张和谈，内心裏即对东北行营主任位置之临时变卦，不无芥蒂，因而想藉外力以营谋中枢高位——行政院长一职以报怨也。

杜聿明孙立人失和始末

陈嘉骥

战农安将帅失和

笔者于民国卅六年在瀋阳，曾撰一篇〈一年大变话东北〉通讯稿，说明杜聿明与孙立人失和，便是这个大变的开始。当时瀋阳已在包围之中，中央社瀋阳分社的伙食由大米改为高粱米；笔者当时吃过了此生第一次高梁米饭后，想到一年前国军盛况，而此时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不禁悲从中来，噙着眼泪一口气写下这篇稿子，这篇通讯稿?用电报拍到南京总社，当晚得到总社回电云：「所见极是，所论极痛，大稿已发参讯（按：中央社编印供党政大员阅读的参考消息）藉供当局注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