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8/11页)
上文第二节谓儒可有弱义,我以为儒之弱乃对于侠而言。此等文专家终日峨冠博带(古服),咬文嚼字(古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以视武专家之“冠雄鸡,佩豭豚”,(详下)“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兼爱下》)者,当然为柔弱迂缓也。
十二 【墨家之起源】
在贵族政治未崩坏以前,出兵打仗,贵族即是将帅,庶民即是兵士。及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武专家,即上述之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此等人之生活,可于《墨子》书中见之。
何以知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呢?这有许多证据。《淮南子》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泰族训》)可见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向来是以善战得名的。《墨子·公输篇》:“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他到郢后,对楚王说:“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可见墨子尝率其弟子,帮人打仗。因此墨子弟子之中,有战死者。《墨子·鲁问篇》:“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粜,粜售则愠也。’”可见学战及实际参加战事,乃墨子之弟子所应有之工作。(《墨子》此段亦可解为鲁人求墨子介绍其子学战于别人,从别人战死。如此亦可证墨子与此等打仗专家有关系。)墨子为人谋国,有时亦多从军事之观点立论。如《墨子·七患》说:“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疆,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守城,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在《墨子》书中,我们又可见墨子尝劝人养武士。《墨子·贵义篇》“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若取饰车食马之费,与绣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百人处于前,数百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此所谓士,明是武士。
于此可见墨子与孔子之一大不同处。孔子是“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墨子则讲军旅之事,而瞧不起俎豆之事之繁文缛节。《墨子》书中,有讲守备兵法者二十篇。盖此为其团体之衣食之资,与儒之礼乐同。
《墨子·公输篇》说:“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备城门》以下,多讲守备之法,及守备器械。盖武士原本为打仗专家;及后因战争器械进步,武士中如墨子所领导之团体,且亦为制造战争器械之专家。遇参加战事时,则皆携其新式器械加入。如墨子所说:“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子等既精于制造器械,则对于物理学算学等之知识必亦较进步;所以《墨经》中有此方面之研究。
十三 【论儒侠之共同道德】
儒墨虽不同,而皆为卖技艺材能之专家。有权力者皆可临时用之。如一时无人用之,则即有失业之象。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贽。”“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其求用之急可见。至于墨之亦为人用,则《吕氏春秋·上德篇》所记墨者巨子孟胜事,最可证明。孟胜受了楚国阳城君之委托,替他守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后来阳城君犯了罪,出走于外。“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这就是说:我们受人之托,须忠人之事。否则墨者之招牌一坏,以后再没有人敢用墨者了。孟胜果死之。“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当时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记豫让语)后世所谓“食王的爵禄,报王的恩”。此乃士之道德,武士固如此;文士亦然。文士若只教书相礼,原没有大干系。但若做官有职守,或有守土之责时,则其责任,亦即重大了。“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文士既做官守土,则往往亦须参加军事。“君子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礼记·檀弓》)此可见文士方面亦谓受人之“托”“寄”,或为人办事,皆须尽忠为之,如有不济,则须以身殉之。《左传》所记子路死卫乱事甚详。卫太子蒯瞆欲复国。与其姊,卫大臣孔悝之母定计,入于孔悝家中。“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季子即子路,时为孔氏宰。“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左传·哀公十五年》)子路为孔氏宰,以死救孔悝;此可与孟胜死阳城君难事,先后辉映。不过儒士对于死难一点,似有时不如侠士之板执。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离娄下》)盖儒家注重“时中”,“可以死,可以无死”,须视当时情形而定,不能执一一定的规律,以应一切的事变。如此次卫乱,子羔即以为“弗及,不践其难”;而子路则以为“食焉,不避其难”。盖子羔纯为儒而子路则近于侠也。(子路似原系侠士出身,详下)孔子亦知之,故闻卫乱即曰:“柴(即子羔)也其来,由也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