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墨补（第2/4页）

至于墨家之团体以外之其他无主义的武士团体，先秦书中，亦间有述及者。《吕氏春秋》说：“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后一年秦晋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仲秋纪·爱士》）此三百余人，似即是一种武士团体。此段我在《原儒墨》中未引，因为此所谓野人安知非即乡下农民，先时吃过缪公马肉，后而被征发应战者。由此言之，则此所谓野人，不必即是武士。不过缪公所失马不过右服一匹，安能供三百余人之食？且农人食马，何必去岐山之阳？或者食缪公之马者，乃一三百余人之流动武士团体，缪公不罚此团体而又赐之酒。及韩原之战，此团体之武士从战，因感激而特别奋勇。其食马与从战皆团体的行动。如此解释，亦尚合理。

盗跖似乎也是一个武士团体之首领。《庄子·盗跖》说盗跖是柳下惠之弟，“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此说虽不必可靠，但其人总在孟子以前或其同时，因为孟子曾说及他（《孟子·尽心上》）。他的“从卒”虽未必即有九千，但亦必有相当之众。他所领导之团体之内部，是极有组织的。《吕氏春秋》说：“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仲冬纪·当务》）他的团体之内部组织，是道德的，所以《庄子·胠箧》说：“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尤可注意者，即其在团体内实行“分均”，此即所谓“有福同享，有马同骑”，乃武士团体中所有之道德也。因讲墨子而连及盗跖，似乎不伦不类。但依我们的看法，墨子与盗跖实乃武士之两极端代表。盗跖如受了“招安”，“改邪归正”，率其徒众“到边疆上一枪一刀，图个封妻荫子”，他便成为普通的武士。他如再进一步，计划把他的团体内所行之道德，推行于全社会，并依其主义参加战事，他便成为墨子。

上所述系有组织可见之武士团体。此外武士之以个人著名者甚多，如孟子所称之北宫黝、孟施舍，俱以善“养勇”得名。又《吕氏春秋》说：“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涂，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仲冬纪·当务》）此以自己之肉，“与朋友共”，实行武士道德之极端的例也。《吕氏春秋》又说：“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矣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恃君览·长利》）此乃一未得志之士之流浪图，观戎夷之“遂解衣与弟子”，知其先之不欲解衣之真“为天下惜死”。其命弟子解衣，及后自解衣，皆实行一切“与朋友共”之道德。此段虽未明言戎夷为武士，但就其言行观之，似可以为其是。

大概在晚周无论文士武士，均只称为士，或均可只称为士。士在当时，本为以卖技艺材能为糊口之人之通称。此等技艺材能，大别为文武两途，所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者。此等人在社会上之地位，比一般庶民高，故往往与庶民分别言之。如《管子》谓，“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五辅》）《荀子》谓：“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议兵篇》）但若以民指非君上非贵族之人，则士亦为民而居其首，所谓士农工商者是。《管子·小匡》及《国语·齐语》所说士农工商，各“定”其“居”、各“成”其“事”之制度，虽不必系齐桓公及管仲所真已施行者，然其议论乃承认当时社会之新兴事实，乃当时新社会之反映，则可断言。此新社会乃以后二千余年社会之轮廓，截至清末止，其中虽有小变而大体则仍旧也。所须注意者，即先秦所谓士，可指文士亦可指武士。《管子·问》说：“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孟子谓齐宣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孟子·梁惠王》）墨子谓：“昔者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爱下》）此所谓士皆武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