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捉蒋行动（第7/10页）

李宗仁接见和知鹰二时说：我们倒蒋，打出的旗号可是抗日！

和知笑道：你们打什么旗号都行，只要你是颠覆南京政府，我们就支持。

李宗仁看了看身边的白崇禧，两个人大笑，他们当然没上日本人的钩儿。

再说南京这边，有田八郎悻悻而归，东京派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新任驻华大使，东京似乎注意到自己有点急，所以川越来南京后，以静制动，没急着找张群。但成都和北海又出事了。

日本提出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南京那边批了条子，但成都人不干，理由是：讨厌日本人，而且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没什么日本侨民，设啥子领事馆？日本坚持往成都派人，对他们来说，领事馆的另一个称谓就是谍报机关。在成都搞了领事馆，日本人在西南腹地就有了一个谍报据点。于是一个日本小组打着旅游的旗号先期到了成都，四个倒霉鬼一住进饭店（大川饭店，8月23日），就被成都民众包围了，结果是两死两伤。

“成都事件”余波未平，广西北海又有涉嫌间谍的日本商人被刺。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小小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旷世大战。

而有时候，一个事件的爆发，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肃”。比如说，1934年的“捉迷藏事件”。当年夏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有个职员叫藏本英明，此人性格内向，有事喜欢闷在肚子里，因为一点破事儿受同事讥讽，于是从总领事馆出走，一个人钻进明孝陵附近的紫霞洞，想要自杀。日本那边认为藏本被反日分子干掉了，认为中国必须负责，军舰也跑到下关江边示威。没想到，四天后藏本在洞里被找到了。

此时，中日两国实际上已如脱缰野马，冲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去了。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这仗迟早要打了。“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bǐ）随时抗战为要。”这是两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出的密令。在1936年，中日间每有一个突发事件，南京这边就有战争预案作出。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中日政府间的谈判重新开始。

在川越和张群谈着的时候，和知鹰二又秘密地从天津跑到南京，向川越传达驻屯军以及关东军对中日谈判的看法。随后川越提出的要求开始增多：取缔排日政策、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减低入口关税、上海至福冈间通航、聘用日籍顾问……显然，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见陷入僵局，东京告诉川越，其他可以先不谈，但必须使中国原则上先接受两条：一是共同防共，二是华北自治。之所以先拿出这两条，是因为东京也看出来了，叫南京承认满洲国绝对没戏，而取消反日排日政策，也看不到希望；而且，近一段时间，满洲边境那边跟苏联小摩擦不断。所以想叫南京先把共同防共这条答应下来。

南京把这两条都拒绝了，并提出中国的要求：废止《松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停止包庇走私，日本飞机不得在华北任意飞行，解散冀东和绥远伪军！

从秋到冬，川越与张群一共进行了八次谈判，谈到南京的法国梧桐叶子长出来，又落下去，残阳照在中华门上，越来越冷。

1936年11月，绥远战事爆发。

在绥远，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临猗人）率军在百灵庙等地取得大捷，痛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岛根县人）指挥下的伪蒙军[18]。田中想学石原搞个类似于“满洲事变”的绥远事变，但没想到演砸了。

绥远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赴前线，这位昔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宣言》就是他写的）的主将，写下那篇在抗战八年中广为流传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