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第7/11页）

法：您从未由于计算失误而遭遇厄运吗？

马：我不相信命运。任何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们最多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但应该善于因势利导。例如，我没有预料到我在35岁时成了主教，37岁时成了大主教……这是一段值得一叙的历史。我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其中三年就读于尼科西亚的高等学校。之后，我被派到雅典，以便取得法律系和神学系的毕业文凭。在那里，我经历了战争，意大利的占领和继之而来的德国占领，这是一个困难而严峻的时期。解放后，我获得了美国的奖学金，到了波士顿。并接受委托，管理当地希腊东正教徒聚居区的一个教区。我喜欢美国，决心在那里逗留五年，而不是三年。我决心要取得大学神学教师的资格，但没有料到这个计划竟未能实现。实际上，只过了两年多一点，我就收到来自塞浦路斯的一封电报。它通知我说，在某一地区，人们要选举我当主教，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不愿意离开美国，我不愿意回塞浦路斯去。对我来说，塞浦路斯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且是被缩小了的地理概念。它缩小为我出生的山区、我在那里成长的修道院和就学的尼科西亚学校。您知道吗？我18岁时才初次见到大海。因此，我立即作了这样的答复：“万分感谢，我不想成为主教。”

法：您是在对我说，您是个没有抱负的人吗？

马：当然，我曾是个有抱负的人！当一个神甫在自己的宗教生涯中一事无成时，他是不会满意的。我的抱负与此不同。但是我发出回电后不久，便收到了第二份电报：“选举已经举行。人民一致选您担任主教。”那是1948年，正值爆发独立斗争的前夕。我忧郁地登上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我记得在那里我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能在尼科西亚机场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吗？”后来，我在雅典乘飞机去尼科西亚……我已经告诉过您，在塞浦路斯，选举主教是非常民主的：在没有舞弊的情况下，人民自愿而热情地参加选举。但是我没有告诉过您关于选举掀起的狂热。我不能忍受狂热，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狂热。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走出机场去找出租汽车，看到外面的人群狂热地呼喊着我的名字那种难以置信的情景时的感受。我只是重复了后来成为我的第一次政治宣言的话：“你们需要我，我将献身于教会和塞浦路斯。为了打碎殖民主义的枷锁，使塞浦路斯取得自由，我将尽我的全部力量。”后来，人们把我高举起来，并带到拉纳克斯——选举我为主教的那个地区。从那时起，塞浦路斯便成了我的生命。

法：宗座，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幸运的生活。

马：一种艰苦的、有被谋杀危险的、吉凶莫测的、痛苦的和流放的生活。我参加过抵抗英国人的斗争。两年后，当大主教去世时，我在选举中获胜，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教会领袖。是的，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我的政治工作却成倍地增加了，并使我付出了流亡的代价。为了摆脱我，英国人把我打发到塞舌尔群岛……说得对，今天看来，这件事并不完全是个悲剧。说到底，这不是流放，而是度假。我拥有一座别墅，在那里我受到款待和尊敬。当地风景绚丽，是如此的绚丽，以至我后来渴望去重游旧地。我确实曾经作为旅游者又去过那里，甚至还买下了别墅附近的一小块土地，而土地的主人本来不想把它卖给我。英国人待我很好。他们把我软禁在那里的时间不长：仅仅11个月。我当时并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至少要软禁我10年，甚至终身。在那里，我对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不能同任何人交谈。还有……

法：还有……什么？

马：好，让我来告诉您吧：我不是生来就习惯于过默祷生活的人。我可以在普拉察饭店的这间房间里闭门不出一个星期，但到了第八天，我一定要走出去，看看人们，做些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乐趣。也许您会持异议说：难道修道院没有教您学会任何东西吗？说得对，我们的修道院不是十分严格的。进入修道院的人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这并不是说，我将重新回到修道院中去生活。我更喜欢做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为什么我非得回修道院去不可呢？

法：如此说来，我把您同那些教皇作对比是有道理的了。其实，我从来不相信有些人给您描绘的肖像：禁欲主义者和素食者……

马：我不是素食者！我喜欢吃蔬菜，但是我也吃肉。我的最痛苦的记忆之一就是访问印度时人们为我举行的一次正式午宴。一位服务员走近我身边问：“Are you vegetarian？”（您是素食者吗？）我以为他问我是否爱吃蔬菜，便随口应道：“是的。”于是，他在我的盘子旁放了一朵鲜花。宴会自始至终，他只给我端来蔬菜。当我看到别人大吃特吃鸡鸭鱼肉时，我真是羡慕极了。从那以后，一有人把一朵鲜花递到我手中，我便会疑神疑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