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第15/17页）

在同阿根廷的大战中，巴西又失掉了西斯普拉提那州，从根本上动摇了佩德罗一世的统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场战争为巴西带来了政治优势，因为乌拉圭的独立解决了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所有冲突，这两个兄弟国家的友谊也由此建立起来。但是1828年的巴西却只想着拉普拉塔河河口。这个它多年以来所觊觎的目标，如今彻底失去了，巴西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沮丧。1826年，若昂六世驾崩。佩德罗一世拒绝了理当由他继承的葡萄牙王位，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巴西利益的考虑。可是这一举动毫无用处——在巴西，佩德罗一世仍然是一个外国人，民族主义因素对他的反抗也越来越强烈。七月的法国革命使他彻底失去了民心，因为法国模式深深吸引了巴西议院。他们按照法国人的样子演讲、辩论、制定法律，他们对法国的模仿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巴西重要的政治家都更名为拉法耶特或者本杰明·康斯坦特。要想在共和革命中保住王权，这个不得人心的国王就必须退位。因此，在1831年，佩德罗一世将王位让给了儿子。他对当时的境况有着清晰的认识：“我的儿子比我更有优势，因为他是巴西人。”万幸的是，这次禅位再次体现了巴西传统：无论怎样的政治斗争都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而不会有太多的流血牺牲。巴西的第一位君主顺利离境，没有受到任何的追捕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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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佩德罗二世拥有哈布斯堡与布拉甘萨血统，在父亲禅位时他只有五岁。作为“幼年皇帝”的监护人，若泽·布尼法西奥在台前幕后教授给他大量政治诡计。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巴西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受到葡萄牙的监视。对它来说，议会权力与出版自由过于新鲜，马上便迷倒了所有的人。人们争论不休，政治氛围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他们只是因为热衷政治喜欢辩论，并非真有什么外部诉求。一个党派为建立共和国而努力，另一个党派则想让佩德罗二世早些即位；不仅党派明争暗斗，个人恩怨也掺杂其间。没有一届政府、没有一个党派能够稳固不变。摄政王不断更换，七年之内就换了四个。直到1840年保守党派宣布佩德罗国王已经成人，才获得了一些安宁。1841年6月18日，十五岁的少年国王正式加冕为巴西皇帝。

对于争吵不休的南美政客，外界一直抱着怀疑态度。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佩德罗二世即位之后，巴西派特使秘密前往欧洲，希望能给年轻国王找到一位公主为妻，却遭受了冷漠的接待。特使首先来到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家族，也是少年皇帝关系最近的亲属。尽管在二十多年前，这个强盛的帝国毫不犹豫地将公主嫁给了佩德罗一世，如今的权臣梅特涅对这一请求的态度却是犹豫而冷淡。由于政局不稳、叛乱频发，南美国家已经无法取得欧洲的信任。1841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公主漂洋过海，前往一个比海洋还危险的地方；而即便是级别最低的公主，也对大海那边的王位不感兴趣。特使在维也纳的待客室徒劳无功地游荡了一年，最后不得不满足于找到一个那不勒斯公主。她既不漂亮也不富有，同她未来的国王丈夫相比，她唯一超过他的便是年龄。

可是这一次——就像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些职业政客却算错了。这位年轻的君王和平统治了近半个世纪，保住了这个很难维持的地位，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与爱戴。佩德罗二世天性喜爱思考，他更像是一个被束缚在王位上的学者与藏书家，而不是一名政客或者军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生平最大的愿望便是收到曼佐尼、维克多·雨果或巴斯德的来信，而不是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凯旋。尽管他长有漂亮的胡须，英俊潇洒受人欢迎，却不愿意抛头露面。他喜欢留在佩德罗波利斯，同他的花草一起；或者前往欧洲，流连于书籍与博物馆之间。他性格温和，行为处世也同他的国家一样：在他任期内的唯一一场战争，还是由于巴拉圭独裁者洛佩斯的挑衅，才被迫应战。巴西得胜之后便立即同邻国言归于好，甚至主动将战利品退回给战败国。巴西皇帝于外独当一面，于内谨言慎行；政治家们高瞻远瞩，总能以国际仲裁或相互协商的形式解决边境冲突；国内经济繁荣发展，与其不断向外扩张，不如维持国内稳定。正因为如此，在佩德罗二世统治的五十年里，巴西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尊重和认可。

在这些年里，只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奴隶制度。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如果强令废除，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与牺牲。从一开始，奴隶制度便是巴西工农业发展的基础，如今国内仍没有足够的机器与自由工人来取代那几百万黑色的双手。但是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奴隶制度已经从社会问题上升为道德问题，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重负。巴西于1810年便同英国签订协议，但直到1831年才全面禁止进口黑奴，一同禁止的还有黑奴运输。1871年，为了完善保护法令，又出台了《奴隶子女自由法》，保证奴隶的孩子出生便能获得自由。依靠这两个法令，废除奴隶制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奴隶来源已被封锁，随着现有奴隶的死亡，巴西以后将全部都是自由人。可事实上，无论奴隶商人还是农场主都没有将这些法律放在眼里。1846年，奴隶运输已经禁止了十五年，可仍然有五万奴隶进入巴西。1847年，数字增加到五万七千人；1848年，又增加到六万人。这些“黑色象牙”的商人势力强大，无视一切国际条约，英国不得不装配炮艇抓捕非法运输的船只。年复一年，奴隶问题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自由团体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立即全面废止这项“黑色的罪行”。但种植业的反抗亦日趋激烈，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害怕采取突然措施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十分之九的经济收入都要依靠奴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