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第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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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伟大的殖民计划中，耶稣会士所遇到的真正阻碍，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来自土著人和野蛮的食人部落，而是来自于欧洲人，来自于基督徒和殖民者。直到那时，对于叛逃的士兵、落魄的水手或是囚犯来说，巴西还是一个异域天堂。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约束，没有义务，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他们不受司法或行政的严格管束，可以放任自流，随意妄为。那些在葡萄牙必须受到严惩的罪行，在巴西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赤道另一侧不存在罪责”，这是征服者的惯例。他们侵占土地，不论地点也不限数量；他们随意捕捉土著人，用皮鞭强迫他们干活；他们强占遇到的每一个女人，扩大一夫多妻的范围，生下众多的混血后代。这些人身上还留有劳教所的印记，在这里却像帕夏(9)一样，可以无视宗教律法，甚至再也不用动手劳作。这些最初的殖民者非但未给这里带来文明，连自己也变得更加野蛮。

要让这群残忍的乌合之众遵纪守法，改变懒散暴虐的习惯，真是一件艰难的任务。这些怜悯的传教士最无法接受的便是一夫多妻的淫乱行为。但换个角度来讲，既然不可能在这里合法结婚、组建家庭，又如何能怪罪这些姘居的人呢？在这个根本没有白人女性的社会里，又如何能组建家庭呢？为此，诺布莱加请求国王送来妇女：“恳请陛下将无家可归的女子送来这里，所有人都可以结婚。”贵族阶级显然不会将女儿送到这么远的地方，让地痞流氓当她们的丈夫。诺布莱加，凭借他高尚的精神勇气，甚至请求国王将堕落的女子、里斯本的妓女也一并送来。在巴西，她们都能找到丈夫。一段时间之后，宗教组织与世俗机构建立起了一些秩序。但在奴隶问题上，他们遭到了整个殖民地的疯狂抵抗。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奴隶制度一直是巴西最灼痛的话题。土地要靠双手耕作，可却没有足够的劳力。要想种植甘蔗、加工蔗糖，仅靠几个殖民者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这些征服者冒险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跟锄头镰刀打交道。他们要当主人，就得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像猎人追野兔一样抓捕土著居民，用皮鞭强迫他们工作，直到这些可怜的人们精疲力竭倒下为止。这些冒险者辩解说，土地是他们的，地上地下的一切就都是他们的，这些两只脚的深色动物也不例外。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工人的死活；如果死了一个，他们可以找来几十个来代替。而抓捕本身就是有趣的体育活动。

这种如意算盘遭到了耶稣会士的强烈反对，因为奴隶制度会使居民减少，直接妨碍他们的伟大计划。他们不能任凭殖民者将土著人贬低为动物，因为作为罗耀拉的使徒，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令这些野蛮人皈依信仰，令他们成为土地和未来的主人。为了使这里人丁兴旺、文明开化，就必须解放每一个土著人。殖民者们不断挑拨各个部落彼此争斗，以加快它们的灭绝速度，在战争结束以后，还可以用很低的代价购买战俘。耶稣会士则尽力安抚每个部落，用广袤的土地将他们分隔开来，让他们能够安心定居。这些土著居民就是未来的巴西人，就是潜在的基督教徒。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财富，比蔗糖、巴西木、烟草还要重要。但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却要沦为奴隶，遭到屠杀。传教士将这些一无所知的人看作上天眷顾的种子，像对待从欧洲带来的作物果实一样，将他们安顿在肥沃的土壤中悉心培养，不允许他们堕落或者消失。他们明确要求国王保障土著人的自由。在传教士的计划中，巴西不应当只由白人统治，有色人种不应当沦为奴隶；他们应当团结一致，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共同生活。

即使是国王的命令，在三千英里之外也会丧失效力。而在这十几个耶稣会士中，有一半人每天都跋涉传教，得不到丝毫休息。他们又怎么能斗得过那些自私自利的殖民者呢？为了拯救这些土著，虽然只能救一部分，耶稣会士也不得不在奴隶问题上让步。他们必须同意让“正当”战争中的战俘做殖民者的奴隶，而所谓“正当”战争指的就是土著人之间的战争。这一条款自然遭到了最具弹性的解读。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尽快发展殖民地，他们还想到了从非洲进口黑人。在那个年代，黑人奴隶一贯被当作商品，如同木材、棉花一样，即使这些道德高尚、最具人道精神的人也不能免俗。既然在首都里斯本，黑人奴隶已经达到了一万人，殖民地为什么不能引进？就连耶稣会士也觉得有必要进口黑人奴隶；诺布莱加冷漠地宣称，在第一所学校里有三个奴隶和几头奶牛。不过耶稣会士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冒险者都不能随意捕猎土著人。他们为每一个新入教的教徒辩护，坚定地为巴西有色人种争取权利。但这种坚持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意味着灾难。为了将巴西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为了使巴西人民拥有统一的民族身份，他们为居民的自由而战，却使自己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一名耶稣会士悲痛地认识到这一点，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学校，单纯地履行宗教职责，会比现在生活得平静得多。”然而，对于这个教派的创建者而言，参军的经历并非毫无用处——他教会了使徒们为信念而战。令他们奔赴新大陆的正是这个信念：要将巴西建设成为真正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