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11/67页）

当时守了47天的衡阳刚刚失守，蒋介石以为第10军军长方先觉已战死，正计划将衡阳改名为“先觉城”，但随即又得到方已率残部向日军缴械的消息，加上薛岳又抗命不把部队拉到湘西，他的各种怒气和怨气集到一块，也就没人能救张德能了。

赵子立自己也差点被牵连。

不过，赵是很聪明的，早在日军进攻长沙前，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打电话到岳麓山询问战况时，赵就向王说明：自己虽是战区参谋长，但没被赋予指挥权。随后，第26军军长丁治磐亦打电话到岳麓山联系事宜时，赵又把相同的话跟他说了一遍，以叫他们日后做证人。在调查长沙陷落一事时，赵子立把那些话跟何应钦和军法执行总监部正副总监何成浚、秦德纯说了一遍。最后，蒋介石给军法执行总监部写了个字条：“赵参谋长即未负实际指挥责任，应毋置议。”赵子立遂被免职，保送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1期学习。1945年初毕业，在何应钦任总司令的陆军司令部任高参，旋即转调刘峙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参谋长，一直到抗战胜利。

回过头来再说长沙陷落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

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长沙陷落后，敌入广西的态势已成定局，还是建议在桂柳决战。

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日军兵力和补给不足，有可能攻占株洲以南的渌口就止步。一旦进攻衡阳呢，之后的重点当不在湘桂铁路这边的桂林，而在于粤汉铁路的南段。徐永昌这样讲，是基于北面的平汉线已被日军打通，南面的粤汉线势必在其作战计划内，故而认为广西方向的张发奎第4战区问题不大，而广东方向的余汉谋第7战区将首当其冲。

此时军令部另一个次长叫封裔忠，以前做过汤恩伯部队的参谋长，他认为：北面的河南会战一败涂地，接下来，不管日军战略企图如何，都应在衡阳周边与敌死战，而不能将之轻易放弃衡阳，否则国军在国际上的声誉难保，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军事援助。

督导各战区的白崇禧从桂林来电，认为在长沙和衡阳之间，第9战区的部队已很难组织起有效战斗，与其被完全冲垮，不如迅速向桂林集结。他同意刘斐的判断，日军必攻广西，但同时认为，攻广西之前，敌人至少会休整三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完成桂柳决战的准备。

上面各种观点中，最打动蒋介石的是封裔忠的一席话，所以在这个会上，确立了一部守衡阳、两翼进行夹击的方案。在会上，蒋介石着重提醒刘斐，警惕日军突攻大后方。在此之前，作战厅拟定了一个应对举措，即以有力部队控制六盘山（陕甘宁交界处）、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连线上的各个重要据点。

这时候，带着战斗司令所向长沙推进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途中向第68、第116师团下达了向衡阳追击的命令。横山在战前将湖南比作一个水果：湘阴、平江、长乐街等地是“厚皮地带”；宁乡、湘潭、株洲、浏阳、醴陵、萍乡等地是“果肉地带”；最后的果核，则是衡阳（在横山看来，第11军攻陷长沙后，在向衡阳进发时，已由外线作战变为内线作战，因为他们是在第9战区余部和第6战区主力的夹击中穿越湖南。从这个角度说，横山的判断跟服部卓四郎一样，中日最激烈的决战将发生在桂林）。

在衡阳攻略中，日军以会战开始后中路第一线的岩永汪第116师团、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为攻城主力。湘西一线，继续留下第40师团做外围掩护，同时负责攻占湘乡，牵制王耀武的部队。主力第3、13、34师团仍控制在湘东一线，围追第9战区的余部。至于攻入长沙的第58师团，则在原地确保补给线并修筑被破坏的长衡公路。日军攻往衡阳之路也不是那么顺利的，这主要是因为中美混合空军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如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写到的那样：“当第11军向衡阳方面追击时，在敌空军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我第一线部队和后方部队都被迫不得不在白天隐蔽，而只能在夜间行军和作战。”

在日军兵锋下，蒋介石亲点方先觉第10军守卫衡阳。

常德会战中，因救援余程万第57师不力，方先觉被撤职留用，但新军长一直没到任。现在大战又来，5月29日，蒋介石亲自给在衡山代理军长的方先觉打了个电话，重新任命其为第10军军长，叫他做好赶赴衡阳的准备，守10天到半个月，配合两翼部队（湘东薛岳残部，湘西王耀武集团军）的夹击。

两天后，薛岳的正式命令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