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13/67页）

就这样，葛先才接下城西南的阵地。

方先觉随即命令容有略第190师暂时守备城西北。

实际上，由于周庆祥第3师仍控制在衡山一带，也没办法立即接下衡阳西南的阵地。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南面的阵地只能交给已经过来的预10师。方先觉带着精明强干的工兵营长陆伯皋反复观察地形后，下了一道对衡阳保卫战来说极为关键的命令：把城南和城西南的各个山丘对外的一面，全部自半山腰起，往下削成四五米高的直上直下的不能直接攀登的人工断崖。削到山脚即地面后，再继续顺着往地下挖（断崖下的外壕当分两种，一种是顺着断崖直接往下挖，二是在断崖外侧挖。因为日军士兵攻击时，曾有过靠着山体断壁躲避子弹的场景出现。见第116师团第120联队旗手星野博的《衡阳最前线》）。这就是后来给日军以大量杀伤的“方先觉壕”。

靠着这一断崖加外壕的战斗工事，第10军把自己的阵地变为了一台绞肉机。

具体的阵地样式，由葛先才主拟，陆伯皋加以补充和完善。也就是说，后来令日本人付出惨重伤亡代价的独特的衡阳工事，是方先觉、葛先才和陆伯皋合力的结果。但也不要忘记时任衡阳市长的赵君迈。当时衡阳是县、市并置，县长是王伟能，市长是赵君迈。赵君迈本人曾留美，在威斯康辛大学读书时，学的就是土木建筑系。在衡阳的阵地防御上，如果说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且，在开工后，赵市长动员了上万名青年壮工协助守军修建战斗工事，又组建了数千人的抗战后援会，并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材料。

衡阳士绅民众为保卫自己的城市贡献了大力。

只说葛先才，大战之前，为构建阵地而殚精竭虑。

武汉会战结束后，衡阳就修建了防御阵地，这一圈阵地距城区是很远的（当时按四个军的兵力修建的阵地）。方先觉来到衡阳后，仍叫葛先才依托原阵地进行加固和改造。葛先才反复观察后，觉得大有问题。首先，原阵地是按四个军的兵力修建的，正面是非常宽的。而现在进驻衡阳的第10军，连一个整军都不到，没有力量分散兵力，只能缩小阵地。假如战事延长，出现伤亡重大时，更没有把握能控制阵地；此外，以南面的主阵地而言，一线主阵地设在湘桂铁路以南400米处的起伏地带，后面的张家山是作为二线阵地存在的。而铁路以南只有停兵山、高岭两个相对显著的高地，其他阵地皆位于缓坡甚至平原地带，而且周围的树木非常稀少，不利于部队调动、增援、弹药输送、伤兵后运和炊事兵三餐往返。

当天晚上，葛先才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葛先才上了辆吉普车，向湘桂铁路南面的一线阵地工场驰去。

工兵营的战士和衡阳民工早就开工了。但葛先才没在阵地停留，而是叫司机把车开到阵地外约五六百米处。下车后，变换各种角度观望前面的阵地。上车再往前开，到千米之外后，地势已经渐高，这时候再反观阵地，顿有俯视之感。葛先才立即返回工地，打电话给方先觉，认为应立即变更部署，改湘桂铁路以北的连绵山地为一线阵地，理由是：正面小，树木多，阵地遮蔽良好，在阵地背后运动兵力时，敌人完全看不见，不受敌人火力的威协。

方先觉听后，说：“我即来现场视察，研究后再作决定，你在30团位置等我。”

葛先才打电话给第28团团长曾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北沔阳人）、第29团团长朱光基（黄埔军校6期，安徽休宁人），通知他们二人到第30团团长陈德坒（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0期，四川梁山人）的阵地集合。

方先觉带着参谋长孙鸣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山东即墨人）随之到来。

几个人乘车对阵地又进行了反复的观察，最后方先觉说：“艺圃啊，确如你说的。当初我把铁路以南定为一线阵地，想的是纵深大、弹性强。现在变换角度看，确实有不少缺点。一旦被敌寇快速突破，身后阵地的防守即陷入仓促。立即放弃现阵地，一线阵地改在铁路以北山地。”

为免于被日军利用，葛先才下令将铁路以南的战斗工事全部填平毁坏。

就这样，湘桂铁路以北的虎形巢、张家山、枫树山、五桂岭等成为一线主阵地。

葛先才拿出的方案是：把以上诸山丘对外的一面从半山腰削成与地面90度角的断崖，另外挖设外壕后，又布置了四道防御工事：由里往外，最里面，铺设有尖钉的木板；次一道，是挂有连串手榴弹的鹿寨（即树围子）。手榴弹以10个为一组，拉一线而全部爆炸；再次是铁丝网；最外面是雷区。断崖上，挖设手榴弹投掷壕。壕后是碉堡、散兵坑和观察哨。每座碉堡均设侧击火力孔。葛先才尤其提醒陆伯皋，堡垒间用侧击火力编制火网，绝对禁止有向正前方的直射射孔。碉堡间用深1.5米的交通壕连接，呈“之”字形通往山顶。散兵坑依据地形在交通壕前后挖设，深度亦在1.5米，以士兵站起身能投掷手榴弹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