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53/67页）

衡阳陷落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以汪伪政府的名义，授予诸人“先和军”军长、师长等名号。日本人也知道，想叫方先觉等人真心投降做汉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杀掉方先觉等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日本人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对方等人的监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城陷后没多久，周庆祥、孙鸣玉即率先逃出衡阳。三个月后，方先觉在衡阳军统人员的策应下逃出。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人随后也脱险。到1944年年底，第10军将领和军官陆续逃脱，返回了重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说法是：“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日军司令部之所以容忍方先觉等人出逃，除了骑虎难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太平洋上大势已去的日本，进入了有病乱投医的状态，衡阳战事结束后的8月19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寻求机会跟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的决议，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先后逃出，有以上这个背景。当然，在二战大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重庆是不可能搭理东京的。

很多校尉和士兵也在日军令其自寻食物的时候趁机逃离。

按葛先才回忆，日军大体兑现了诺言：“敌人对我官兵之处置做到其诺言之半，确实未伤害我官兵，亦未设置集中营，除编组一运输大队约三百余人，为其担任运输工作外，余者一律不闻不问，去留任便。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但据军医署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回忆，日军仍有在城内仙姬巷商场枪杀380多名无法走动的重伤员的暴行。另忆一看守战俘的日军关少尉出于报复心理，前后亲手用刺刀刺杀100多名战俘。至于有脱险者追忆的屠杀上千名协助守城的民工一事未能得到证实。

第10军将士最后虽大多都逃了出来，但第10军已经散了。

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的遭遇最具有代表性。在战斗中右腿负伤的李营长，衡阳沦陷后一个月利用雨天夜黑爬到衡阳铁炉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从湘江漂流至衡山县境，被好心的农民营救下来。正当李若栋准备潜回日军占领的长沙寻觅妻子时，从衡阳城内伤愈归来的部下越来越多，最后到了100多人。吃饭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候，衡山江东行署的人想吞并他们。在打了一仗后，李若栋最终弃队北上。但行至衡山将军庙时，二十多名第10军连、排级军官追上来，要李营长带着他们讨生活。就这样，几个月前的衡阳勇士，不得不一路乞讨，渡过湘江后，经湘乡、芷江、黔阳，最后在贵州会同县找到了时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的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李若栋把那些军官推荐给李玉堂，后者叫李若栋以及同样来到会同县的曾血战虎形巢的李振武营长去重庆找方先觉。就这样，他们一路步行，经遵义、贵阳，最后到了重庆，找到了方先觉：“他要我到陕西汉中新编第3师任营长，我拒绝了他的任命，又和李振武（他原是我营的连长、副营长，我俩感情好）从重庆步行经黔江、沪溪、沉陵、常德回到长沙。不久，日军宣告投降，我总算结束了九个月的讨饭生涯，但在胜利的凯歌、鞭炮声中，我还流落在长沙街头……”

衡阳第10军，就这样瓦解冰消了。

方先觉回重庆后，在第一时间受到蒋介石接见和勉励，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蒋觉得有愧于方，第二个是处于复杂的政治需要。方先觉亦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中的记录是：“与之相见非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方先觉归来后，很多媒体前来采访。

毕竟有被俘的事实与阴影，所以方先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得非常低调。

《大公报》的记者问：“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

方先觉暗淡地回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政治部长张治中为方先觉举办了晚宴和欢迎会。陈诚认为仍应授予方先觉军长之职，林蔚附和。但遭程潜强烈反对，后者的理由是：被俘逃回，在日本的话，仍会被处死；在欧美国家的话，则不再予以任用。军令部长徐永昌站在程潜一边。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在日记里的几句话，似乎代表了当时更多人的看法：“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