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6/20页）

这是一次真正的市民暴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蓝皮书中关于这些平民百姓暴动的记载到处可见。骚乱使他们激动，他们又激起骚乱。街头上平静的人群随时都会变成一群高声喊叫、使外国商人和地方官吏感到害怕的暴民。欧洲中南部一些工业化之前的城市也曾有过这样的暴民，在那里，城市本身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平民生活在住宅区、教堂或上流社会之外。这一点使罗马、那不勒斯、巴勒摩或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同伦敦和法莱明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在后者，同业公会是民众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广州虽然有一些工业，但它的行会仅仅是一种保护性的联合体，并不代表一种明确的阶级利益。所以，它的市民并没有政治化。政治行动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充满着城市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忠于某一特定的阶级。当这种行动超越了市民“暴动”时，它就成为“正统主义”的。首先，它以皇上的名义讲话。其次，它用符合传统观念的词句，指责知府鱼肉百姓，像寄生虫一样依民为食。但是，在这些指责声中，有一种新的、令人烦扰的论调。知府之所以是寄生虫，因为他过分亲近外国人。市民们已开始把他们的父母官同外国人相提并论。在类似情况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弗莱明叛乱、瓦特泰勒起义和泰波利分子[75]都认为他们的统治者与外国人站在一起、利益一致，他们强烈的仇外情绪是同不甚明确的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处，暴乱都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觉醒时期的先行者。同上述各事例相比，中国的阶级不满与“民族主义”是合二而一的，其趋向是潜在的革命。皇帝仍是至高无上的正统代表，但在这里已经有了以后革命的反满主义的开端。

这一次，绅士及市民并不满足于知府的去职。当布政使、按察使企图平息事态时，反对情绪更激烈了。1846年1月16日早晨，官员们都坚持不住了。布政使、按察使都否认他们曾企图反对“忠义的”百姓。蛮夷必将被阻挡在城外。[76]紧跟着这项声明而来的是总督耆英、巡抚黄恩彤低声下气的道歉：他们为过去被迫屈从于蛮夷的要求而深感羞愧，但是现在，他们已无意在夷人和广东人之间偏向夷人。耆英甚至推脱说他只是想测验一下公众的意见，他从没有真正打算让夷人进城：“如果百姓全都反对英国人进城，我们怎会愿意逆他们的意愿行事，屈从英国人的请求？请勿存疑虑。”[77]

广东的极端分子获得了明显的胜利。迟到的谕旨——那是12月就已答应了的，也没有使他们受到损失。皇帝给夷人的信息中充斥着惯常的说教，如“共同友谊”、“善待远人”，英国人得到的只是在广州贸易的含混不清的许诺。耆英利用这道谕旨，命令地方绅士不得再以“公义”之名行无秩序之行或张贴告示。[78]但是没有人上当。总督丢了大脸。英国人因为害怕这个温和人物被极端分子赶下台，暂时搁置了进城之事，这是耆英的唯一安慰。3月11日，英、法、美共同宣布，“皇帝陛下已经声明：经过一段时间能够确保局面稳定之后，允许外国人进城才是安全可靠的。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压制广州的百姓。公使们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79]。

朝廷可不能忽视南方发生的这种街上闹事。1846年3月10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上疏提醒皇帝。他认为，广东百姓的排外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外国人的要求使百姓与他们的官员日益疏远，地方上的盗匪则利用一连串的危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糟的是，地方官已失去了对团练的控制，绅士们不再理会官府的告示。曹的意见是，对外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内危机。在进城问题上应采取强硬立场，以免南部沿海的百姓起来造反。[80]

1846年5月28日，皇帝收到了耆英对御史的指责的答复。[81]他把广东的反对者分为两部分。有正直忠顺的绅士，也有专门制造混乱的人，他们利用每一次外交危机煽动暴乱。据此，应当采取三个步骤：首先，处置谣言制造者及暴民首领。其次，对英国采取强硬立场。第三，重新赢得绅士们的支持。第一步已部分地实行了，“一面饬令地方官密访严拿，务获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当将次第妥为布置，及匪徒解散……”[82]不幸的是，百姓与官吏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容易处理。双方应当一条心，虽然方法不同，目的是相同的。“但官则驭之以术，民则直行其意，其间微有不同。”[83]二者如果矛盾，就会像鹬蚌相争，最后让渔翁——英国人得利。广州人太蛮横、太排外了。“广州通商数百年，并无夷人进城之事。而民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84]此外，排外情绪导致了建立团练，而团练则是引起骚乱和叛乱的根源。“团练出于招募，因有壮勇之名，而无赖游手，不免杂错其间，故一旦撤退，往往流而为匪。”[85]当然，并非所有的团练都应受谴责；有一些，如升平社学就忠顺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