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第16/17页）

日本对印度的可卡因贸易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以至于英国内务部在1930年派J斯莱特里先生，勋爵，到远东区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的秘密报告现在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里。斯莱特里发现，走私分子转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得到承认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些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在香港的一次查获毒品的行动逮捕了一个这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的一个叫伟基的家伙，或是从他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他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纸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的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竭力告诉他说富士鹤公司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包装纸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当听说印度大街上出售的可卡因掺假掺得非常厉害时，他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说那不可能是日本货，因为日本只生产百分之一百的纯可卡因。还有其他日本进行可卡因交易的证据，例如一个日本产的橡胶包里装满了可卡因，上面还有三共株式会社的封条，日本方面都宣布说是“假的”。

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大小似乎只能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可卡因生产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在一家新闻单位披露了日本在大连查获的一起价值470，000英镑的毒品案后，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大连的警察局长告诉他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大阪查获的，但是当他赶到那儿去调查时，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案子——他们说，其实这个案子是在神户查获的。不出所料，当他赶到神户时，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任何情况。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

目前为止，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罪行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

缅甸的国产税署发现，贿赂和腐败的手段大大便利了大宗的可卡因运输，许多的可卡因没收案件都是毒贩子自己安排的——少量的“缴获物”使得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在反对可卡因的战斗一直在取得胜利——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是可卡因走私进入的国家不仅仅只有印度。隐藏在外国与政治部1922年的秘密报告里的一份档案里提到一个案例，讲的是警方抓住一个名叫西特兰姆.桑巴特.劳.吉克沃的印度公民把近一公斤的药用可卡因走私到英国来。吉克沃以200英镑的价格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一名便衣警察兜售可卡因，从而成为苏格兰场较为成功的可卡因诱捕行动的一名受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