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6/8页）

“只要检阅使答应，我可以想办法。”他说，“我留了一点钱在那里、离十万的数目少得有限，凑一凑总可以凑足。不管怎么样，先把枪领了下来再说。”

贾玉璋凑足十万现款，当天下午四点钟派人从李彦青的门路送进去；六点钟就接到他的电话。恰好接在冯玉祥手里。

“是冯检阅使不是？”

“是啊！你那位？”

“我是彦青呐！大总统批给你的枪炮，我早就预留好了；怎么不来领哪？”

“好，好！马上来，马上来。”放下电话，冯玉祥骂道：“好兔崽子，搁着你的，等着我的，总有一天剥了你的皮！”

吴少霖听他谈冯玉祥的故事，娓娓言来，如数家珍，心里不免奇怪，他不是军政界中人，何以如此熟悉军阀的内幕。因而慢慢套问，越谈越深，大有发现。

原来段祺瑞自直皖之战惨败后，积极联络各方，准备一拳打倒直系；在他左右的亲信，分为两派，一派以他的内弟吴光新为主，称为“国舅派”，一派以他的长子段宏业为主，称为“太子派”。前者主张联奉；而后者主张收买冯玉样，居间联络的人，叫贾德耀，原籍安徽合肥，寄籍山西，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出身，做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是冯玉祥的拜把兄弟。段祺瑞对两派的主张，兼容并包；但收买冯玉祥要钱——冯玉祥所部军官的眷属，大都住在北京：“长安居，大不易”，而十一师的饷，又经常被克扣，所以冯玉祥要钱，亦是迫不得已之事。

但段祺瑞没有钱，扩充皖系的实力，组织“参战军”，以及马厂起义，打败张勋的“辫子军”，都靠曹汝霖的“西原借款”，以及他跟日本方面的深厚关系，向正金银行调动支应。如今不在台上，借外债亦有困难，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乞诸其怜而与之”，靠张作霖的支持。

张作霖接济段祺瑞，已经有过两次，都是由于立言经手，因为于立言跟杨宇霆是旧交；第一次是八十万元；第二次是四十万元，都由奉天正金银行开出汇票，至天津正金银行兑款。这一回段永彬到奉天，从语气中听得出来，也是代表段祺瑞去接头，要求第三次经济支援，而且所望似乎甚奢。

吴少霖心想，这是直奉第二次开仗的前奏；因为要士兵用命，自然要先发“恩饷”，看样子奉军间接收买冯玉祥，已经成功了。

在奉天顺顺利利地达成了任务，吴少霖仍旧坐“北京号”货轮回天津；这一回未与段永彬同行，他还逗留在沈阳。

但就在吴少霖回到天津的那天，王承斌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原来王承斌与王维城的冲突，日趋尖锐，终于表面化了，双方都告状告到吴佩孚那里。王维城告王承斌种种迫害；王承斌告王维城擅离职守，不听指挥，并以辞职为要协。吴佩孚在王维城信上批了四个大字：“稍候一候”；对王承斌的批字，多了一个字：“我自有办法。”

吴佩孚是甚么办法呢？他抓住了王承斌的一个疏忽；当徐世昌垮台后，直系首先提出拥护蔡元洪复任，此举在以恢复旧法统为名，拆广东非常国会的台，各方因为黎元洪革命首义，为人和平，在此扰攘不安之际，不失为事实上可以承认为的元首。而黎元洪则以“废督裁兵”为复任的条件，此一号召。深符民意，各省军阀，不敢公然反对，纷纷通电，表示赞成，但事实上谁也不愿放弃兵权，因而“变形易貌”，换汤不换药，所谓“废督”，只是将某省督军这个职称，改称为“督理某省军务善后事宜”，而简称仍是“督军”。吴佩孚为了统一兵权，乘此机会，提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而兼任师长者，必须解除师长一职，这才是以身作则来善后。

王承斌事先考虑到吴佩孚曾有过此主张，贸贸然请辞，在吴佩孚正中下怀，下令照准，以王维城继任。而且将计就计，趁此解除了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师长；河北督军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师长的兼职。还预备解除山东督军郑士琦的第五师师长时，郑士琦表示宁愿降阶，辞去督军一不放弃师长，只好仍听其旧。

王承斌得此弄巧成拙的结果，内心愤怒，由天津进京，面见曹锟，要辞直隶督军；王承斌当然不便明言师长被夺之故，只说情绪不佳。曹锟当然也知道他的情绪何以不佳；拍拍他的肩说：“老弟，要不干，大家都不干。”

经此抚慰，王承斌将对直系的不满，缩小为对吴佩单个人的怨恨。“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最要紧的是形迹千万不能泄露。但对王维城，仍可以巡间副使的身分，加以节制；首先二十三师的饷，由巡间使署十六师的秘书长，借曹七的努力为胞弟撑腰，以致于“打官司”打到公府：曹锟亲自出面调停，二十三师的饷，由公府直接拨发，这一来造成了李彦青的机会，十四万一个月的饷，多扣两万，每月只得一个整数；此计极妙，除了多一笔收入以外，还无异向王承斌表示：“过去只扣两万，是卖你的面子；既然你不当师长了，犯不着便宜王维城。”在王承斌，闹了半天，多少也给王维城找了点麻烦；心里那口气也平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