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7/8页）

接下来，内阁出现了政潮，总理孙宝琦与财政总长王克敏，虽同为杭州小同乡，且是多年世交，但为了“金佛郎”案的主张不同，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无法共事了。

“金佛郎案”起于欧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愿意仿照美国的办法，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充作中法实业银行复业，以及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经费。但中国付予法国的赔款，须照金佛郎内所含纯金数量，折合外汇计算。依照当时八国联军结束时，所订的和约，并未规定对法赔款须依金佛郎计算，而且法国的币制为卢金本位，本无金佛郎其物，而欧战以后，法国佛郎大跌，照现值计算，中国只须往年一半的银两，即足清偿法国应收的赔款，所以用金佛郎计算，连小学生都知道中国会吃大亏，所以国会及工商界纷纷表示反对。

但法国所下的钓饵，对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民国二年创立，法方出资三分之二；中国出资三分之一而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吸收军政要人的存款甚多，而该行因投机失败，于民国十年倒闭，存户血本无归；如果能够复业，法国以部分庚子赔款，担保发行一种五厘美金债票，换回存户的空头债权凭证，实不大妙。加以主事者对条约不大明了，受法方及奔走者的蒙蔽，自落陷阱，交涉非常棘手；但国会及社会反对的声浪，非常强烈，以致两年来一直悬而未决。

及至王克敏当了孙内阁的财政总长，积极谋求此案的通过，原因有二：第一、他在民国六年第一次担任王士珍内阁的财政总长时，自兼中国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的总裁，当然希望中法能够复业。

第二是庚子赔款向由海关就所收税款，直接拨付各国，余款方交中国政府；这笔公款称为“国余”，向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自金佛郎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傅乐猷策动辛丑和约签字国，函请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扣留“关余”不发，为数已有一千多万元，王克敏希望金佛郎案解决后，便可取得这笔关余，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如照法国的要求，中国至少要损失六千万元；以将来的“关余”六千万换眼前的现款一千余万，无异饮鸩止渴，所以孙宝琦坚决不同意。

最后，像王承斌跟王维城一样，孙、王二人都提出了辞呈。曹锟必须有所抉择，大感为难。

为了争取支持，孙宝琦特请浙江同乡餐叙，被邀的杭州人有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当过教育总长的汤尔和黄郛；此外有徐世昌的内阁总理、嘉善籍的钱能训、袁世凯时代的司法总长、湖州的章宗祥；浙东有安福系大将、曾任财政总长的镇海李思浩、汪大燮的外交总长，奉化工正廷，以及两个绍兴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现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与梁士诒内阁的财政总长张弧。这些人都是随时可以去见大总统曹锟，陈述时事意见的。

孙宝琦的说法是，应以乡誉为重，如果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国库损失五、六千万，“在浙江人当总理；又是浙江人当财政总长的内阁中，办了这件案子，我们浙江人要给天下骂死了！”他提出希望：“我想请大家劝劝王叔鲁，不要冒这个天下的大不韪。”

大家都以为然，惟独张弧默不作声，此人字岱杉，以盐务起家，与王克敏臭味相投，同以豪赌闻名于北京政界。孙宝琦见他不开口，便指名相询。”

“岱杉，你以为如何？”

“慕老，”孙宝琦字慕韩；张弧这样劝他：“你不要辞！大家都是同乡，你同叙鲁更是两代的交情，有话尽管慢慢商量。”

“商量过好几次，商量不通，为之奈何？”

“真是为之奈何！”张弧在心里说：“我看你是自讨没趣。”

原来张弧深知王克敏得力于“贤内助”——小阿凤；与孙宝琦之争，会占上风。这天小阿凤本约了张弧陪李彦青去打牌；只以孙宝琦邀宴，不能不到，派他的姨太太，也是出身青楼的湘云老四作了代表。

牌局本来还约了潘复，他是山东济宁人，字馨航，署理过财政总长，是个纨绔政客；亦是王克敏与张弧的赌友。这天临时有急事不能来；三缺一的局面，一时又找不到牌搭子，李彦青便说：“三嫂凑一脚吧！”

“王克敏行三；小阿凤是扶正了的，所以李彦青称她三嫂，“我跟三爷一起上场，不大合适吧？”她说：“等我再打电话来找。”

“怕甚么？我不怕你们夫妇抬我的轿子。”李彦青看一看表说：“三点多了，等找到人天都黑了。来，来，坐下来扳位。”

湘云老四打骰子扳位，王克敏与李彦青对坐，他的下家是小阿凤，上家湘云老四；这两个人的手都很白，指甲都染得鲜红夺目，李彦青洗牌时，双手大开大合，有意无意地拿她们的手，左摸一把、右摸一把，乐不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