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5/19页）

在被占领的欧洲，对于苏联许多军事指挥官和其他高级官员来说，帝国主义就是谋取私利。他们把布尔什维克提倡的谦逊和对财产的厌恶抛诸脑后，像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那样聚敛战利品。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他在俄罗斯的几个家都变成了博物馆，里面有珍贵的瓷器、皮毛、绘画、天鹅绒、黄金和丝绸。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Alexander Golovanov）把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家的乡间别墅给拆了并空运到俄罗斯。“间谍死神”的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将军私吞了无主的金银财宝，里面据说有比利时国王的王冠。苏联的其他元帅、将军和秘密警察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往家里成飞机地运送女人的内衣、餐具和家具，还有黄金、古董和绘画。苏联人——主要是指挥官和官员——在占领之初浑水摸鱼，从德国运走了10万车皮的各式各样的“建材”和“家居用品”，其中包括6万架钢琴、45.9万台收音机、18.8万张地毯、将近100万件“家具”、26.4万架壁钟和立钟、6000节车皮的纸质材料、588节车皮的瓷器和其他餐具、330万双鞋、120万件大衣、100万顶帽子，以及710万件外套、外衣、衬衫和内衣。对苏联人来说，德国就是个他们在那里无须付账的大卖场。

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所以，即便是不怎么贪财的官员也认为，战后从德国及其卫星国获得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苏联特别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伊万·麦斯基，1945年2月在途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两旁的残垣断壁、东倒西歪的围栏、烧毁的村庄、破裂的水管、砖头瓦砾和被炸毁的桥梁。”麦斯基认为，由于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所以有理由要求获得更高的战争赔偿并把德国的工业设备运往苏联。还有一种看法是，由于苏联的巨大损失，所以它在战后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也是合理的。在列宁格勒，秘密警察的线人报告说：有一位哲学教授讲，“我不是个沙文主义者，但在我们受了那么大的伤亡后，波兰的领土问题，以及我们与邻国的关系问题，我就很关心了”。后来，人们最喜欢摆出这条理由，以证明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和对邻国的领土要求是合理的。

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把斯大林的苏联比作一套“共有的公寓房”，所有的主要民族（“资格”）都拥有单独的“房间”，但包括军队、安全及对外政策在内，都属于“共享设施”。然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苏联的公寓居民都会在他们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口头忠诚背后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样，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们都把二战的胜利看作通过损害邻国来扩张自己疆界的契机。在苏联官员中，那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也滋生了一种夹杂着民族主义目的的帝国主义渴望。苏共高级干部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与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人。1939年，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西乌克兰成了苏联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鲁塞尼亚（Ruthen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并把它们也划给了乌克兰。共产党政权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尽管如此，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此时仍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他把乌克兰的各片领土拢在了一起。斯大林也有意助长这种倾向。有一次，当着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官员的面，他看着战后的苏联地图满意地说，他把一度在外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自古以来的领土”收回给他们了。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官员，可能没有扮演民族主义游说团体的角色，但也主张自己的议程，以作为建设伟大苏联的一部分。当苏军打到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并完成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官员就开始说，该从土耳其和伊朗收回“祖辈的土地”，并与居住在那里的同种同源的兄弟团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说，1945年，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想用从伊朗那里得到的土地让自己共和国的领土翻一番。我们还准备对巴图姆（Batum）南边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土耳其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格鲁吉亚人居住的。阿塞拜疆人想要得到属于阿塞拜疆的部分，格鲁吉亚人要求得到属于格鲁吉亚的部分。而我们想把亚拉腊地区（Ararat）还给亚美尼亚人”。档案的证据显示，当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与来自南高加索的苏共官员的民族主义野心协同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参见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