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13/22页）

至于贝利亚当时对德国问题的看法，这方面的证据模糊不清。谢苗诺夫在自己写于十多年后的日记中认为，贝利亚和斯大林两人都把民主德国视为争夺德意志的工具。贝利亚只是“想在1953年夏加快这种争夺的步子”。苏联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阿纳托利·苏多普拉托夫（Anatoly Sudoplatov）回忆说，就在1953年“五一”节前夕，贝利亚命令他检验一下统一德国的可行性。他告诉苏多普拉托夫，“要巩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管理的中立而统一的德国。德国将成为美、苏在西欧利益的平衡力量”。按照上述设想，民主德国在统一后会成为德国的一个自治省。“紧接着，贝利亚就想不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通报，而是利用自己情报机构的非正式渠道，与西欧主要政治家接触。”贝利亚当时是否也在考虑与美国建立秘密渠道，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

5月6日，贝利亚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送去了一份关于东德难民大批外逃的报告：自1952年以来，已有22万人离开，其中包括3000名德国社会统一党和青年团成员。与其他报告截然不同的是，该报告把大量外逃的现象归咎于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政策。贝利亚建议，让在民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就如何减少外逃拿出方案，“以便向我们的德国朋友作必要的建议”。

就在此时，乌布利希犯下了一个大错，使得莫斯科减少了对他的支持。他在5月5日宣布，民主德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当这种社会主义的豪言壮语从东柏林传来的时候，恰逢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提议与苏联新领导班子召开会议。在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其他某些成员看来，乌布利希的方针是与分裂北约的新机会明显冲突的。这使得主席团就民主德国问题进行了讨论。5月14日，在莫洛托夫的建议下，主席团指示乌布利希，要他克制自己，不要发表这种挑衅言论。同时，莫洛托夫和外交部的专家也承认了在贝利亚的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谢苗诺夫在自己的内部备忘录中认为，东德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大逮捕和大镇压的做法应当停止。他甚至建议赦免一部分人。同时，在他看来，苏联的主要兴趣在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共产党人在民主德国的领导地位。在5月2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加入到对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批评中。看来他当时没有表露自己的怀疑，也不想在领导集体中造成分裂。乌布利希的日子似乎屈指可数了。学者们现在一致认为，1953年5～6月是苏联领导层考虑彻底改变其对德政策的唯一一段时间。

在领导集体内部突然爆发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苏联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德国？在5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建议说，德国社会统一党“不该搞什么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看不到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但是在贝利亚被捕后，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贝利亚在会上插了这么一句：“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德国的这种社会主义？那是什么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德国，只要它是和平的。”据莫洛托夫说，领导层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震惊：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德国会是和平的，因为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莫洛托夫最后说：“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处在与社会主义或者说苏维埃政权关系密切的位置上的人，怎么能相信某种据说会是和平的并在四大国管制下的资产阶级德国？”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站在莫洛托夫一边。

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他们本来想得到中央主席团的领导职位，却一下子就垮掉了！”据说贝利亚会后给布尔加宁打电话并告诉他：他如果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就会丢掉自己国防部部长的职务。贝利亚在他从狱中写的信中承认，在5月27日的会议上，他对待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方式是“粗鲁、傲慢、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零零散散的材料和事态发展的逻辑的仔细重构发现：在5月27日，不仅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还有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其余成员，都投票赞成彻底改变在民主德国的政策。但是在后来，当这个领导集体要除掉贝利亚的时候，他们却决定，一定要把在德国问题上的“叛徒”罪名也加到他的诸多罪行当中。

根据领导集体内部的讨论，结果就有了6月2日的政令——“关于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发展的措施”。这份文件在内容和语气上都与外交部的所有草案不同，也比在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5月18日的建议走得更远，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采用了贝利亚备忘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它说，民主德国的这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错误的，它缺乏国内外的现实条件”。文件含蓄地承认斯大林对该政策负有责任，并建议彻底采取“新方针”，结束集体化，放缓“重工业发展的极度紧张的步伐”，并“大幅提高大众消费品的产量”。它还提到要削减“行政性开支和特殊开支”，稳定民主德国的货币，停止逮捕并释放被捕者，停止宗教迫害并归还被没收的教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