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14/22页）

“新方针”颠覆了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是想把东德变成即将到来的与西方的战争的堡垒。现在，民主德国的未来与“一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联系在了一起。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指示民主德国领导层，“要把恢复德国国家统一和签订和约的政治斗争，置于德国——包括民主德国和西德——广大人民关注的中心”。

6月2～4日，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接受有关政策变化的指示。感觉到自己遇到危险的乌布利希，试图建议做一些面子上的改革。然而，就在此时，主席团接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的消息；这个消息看来让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更加倾向于立即颠覆斯大林对欧洲卫星国采取的政策。根据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的笔记，贝利亚说：“我们大家[在1952年]都犯了错误；所以怨不得别人。”不过，在场的另一位东德人记录下了贝利亚对乌布利希的蔑视和愤怒。在记录中，马林科夫也说：“要是我们现在不纠正形势，那就会大祸临头。”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大幅缩减了斯大林有关民主德国的军备计划。“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格罗提渥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草草记道。

最糟糕的是，莫斯科命令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立即采取“新方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从莫斯科打电报回去，指示从图书馆和书店撤掉有关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献。苏共中央主席团任命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为驻东德的高级专员，让他和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同机回去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这些新指示让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在政治上十分尴尬：搞了一年的全面动员和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宣传，现在却不得不立刻打退堂鼓。但他们没时间顾及颜面了。莫洛托夫甚至建议媒体对1952年7月以来社会统一党的政策进行“坦率的批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这些措施所具有的煽动性是多么无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在逮捕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指责他企图“出卖”民主德国。后来，他又声称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同伙。在马林科夫澄清自己的立场时，他的辩护词中有一段很重要：“在对德国问题进行讨论期间，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我们开展大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为了德国的统一，我们不应该在民主德国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如果把“新方针”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其激进性就会凸显出来。斯大林去世后的头几个月既充满变数，也充满新的机遇。6月3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暗示，他乐意与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进行秘密谈判，就像以前跟斯大林有过的那样。他告诉马利克，他即将与艾森豪威尔会见，并向他建议立即召开大国峰会以改善国际形势。丘吉尔说他相信他会“成功地改善国际关系，并至少为接下来的三至五年营造一种充满信任的气氛”。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似乎是想看一看有没有可能缓和冷战的气氛。尤其是贝利亚，他喜欢通过秘密警察的渠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他试图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建立秘密渠道，而后者在苏联的宣传中仍然被诋毁为“法西斯小集团”的首脑。在贝利亚从狱中写的一张充满绝望的便条中，他提醒马林科夫，自己“为有关南斯拉夫的任务所做的准备”是征求过他的意见并得到他同意的。这张便条还提到在法国的另一项“任务”，那是指让苏联特工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同法国首相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联系，并建议就德国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法国的舆论和精英们在建立“欧洲军队”和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上有分歧。

在此期间，民主德国爆发了危机并改变了整个局势。6月16日，东柏林的工人举行了反对民主德国政权的示威活动。群众集会很快就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暴动；西柏林的人也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进入东柏林，加入到抗议者的行列。当局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6月17日，苏联军队出动并很快驱散人群，恢复了首都的秩序；民主德国的形势也逐渐稳定下来。这是斯大林死后动摇苏联集团的首次严重的混乱。

起初，这些事件对苏联领导层及其在“新方针”问题上的共识，影响还不太明显。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即使在民主德国国内发生叛乱之后，贝利亚也“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的想法”。展示苏联的力量，“有可能只会增加苏联与西方列强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他把自己的特工派往西德与那里的政治家秘密接触。同时，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及其副手、高级专员谢苗诺夫，还有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给苏联领导层呈送了一份有关此次暴乱的详细报告，并对乌布利希提出了尖锐批评。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层建议，解除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职务，“让他专心”于党务工作，同时必须取消总书记职位，缩小党的书记处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