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5/18页）

在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看来，新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并将其与苏联拴在一起；如果可能，要在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要在经济等领域与北约国家逐渐建立或多或少正常的和平合作关系”。就像许多西方领导人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削弱北约，并最终迫使美国退出欧洲。后来在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承认，那就是他“最热切的梦想”。为了追求“新对外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克里姆林宫于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就像北约为美国在西欧的驻军提供了合法性一样，这个新组织也使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多了一条理由。而且，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很快将会证明，新成立的这个集团是个有用的框架，可以让苏联为了“拯救”该集团内部的共产党政权而武装入侵自己的盟国。苏联人的行动似乎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同盟的利益。最直接的好处是，由于苏联即将从奥地利撤军，条约使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署军队获得了合法性。

中立概念的出现是在1955年3～4月主席团有关奥地利条约的讨论中，该条约是克里姆林宫新对外政策的首次成功的冒险。与南斯拉夫的重归于好，尽管是为了让它重返苏联阵营，但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防止北约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具体来说，这是为了鼓励瑞典和芬兰保持中立，从而破坏美国想要成立涉及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的所谓巴尔干公约组织（Balkan pact）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思路又从这些具体的问题转为一般地倡导中立，建立泛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让西欧无须寻求美国的保护。

新对外政策的目标源自革命与帝国范式，但要比斯大林的政策灵活许多。除了容许中立，它也对经贸合作寄予厚望。斯大林一心想把苏联封闭起来，不受西方的影响。而且他宁可自给自足也不与西方国家有经贸往来。领导集体，尤其是负责对外贸易的米高扬，认为斯大林是错误的。他们回到了从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外交经验中得出的看法——当时的各位苏联领导人认为，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仅可以获得重大的投资与技术，还可以得到大企业对改善政治关系的支持。主席团有许多人都认为，在华盛顿、巴黎、伦敦、波恩和东京，资本家会成群结队地等候在苏联使馆的门前。

新对外政策的拿手好戏还有“公共外交”和裁军宣传。公共外交是让苏联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记者访问西方国家，目的是消除人们关于苏联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反共观念。当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开始走出国门的时候——最早就是1955年5月的南斯拉夫之行——他们就如同大卫·考特（David Caute）恰如其分地描述的那样，“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身边簇拥着大批演员——芭蕾舞演员、歌唱家和钢琴家”。主席团决定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联欢节，看看苏联社会是多么友好、开放和热爱和平。在裁军方面的宣传措施上，领导集体也比斯大林走得更远，而且与斯大林相比，对自己新倡议的期望值也高得多。1955年5月，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同意降低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军力的水平，并在各个军事检查站（铁路、机场等）建立一套检查制度，以减少人们对突然的常规进攻的恐惧。就短期而言，这些举措促使美国调整自身的立场并开始与苏联人谈判。就长期而言，主席团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目标：改变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让西方不再将其视为威胁。

1955年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属于去斯大林化的一部分。但要是把它的源头只是说成斯大林遗产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内外政策的变化首先是源于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苏共二十大前夕，主席团试图把新对外政策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与斯大林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主席团成员决定，倡导一种新世界观。按照这种新世界观，资本主义世界将与苏联及其盟友共存并展开和平竞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对外政策将有助于说服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力量”，相信苏联的和平诚意。作为这项政策的共同制定者，马林科夫满意地说，“和平力量的阵营得到了巩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Nikolai Shvernik）把它概括成一句话：“我们用一年时间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让群众相信，我们并不想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