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7/18页）

在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及其同志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楚，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想要对苏发动战争。对于主席团的各位成员来说，纳粹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进攻，是他们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们再也不能误判敌人的意图了。另一个目的是要向美国领导层证明，他们不会被核讹诈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吓到。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也加入了代表团。理由是，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位军队领导人彼此惺惺相惜（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时甚至邀请朱可夫去美国，但斯大林没有同意），谈起来能够比较坦率。在日内瓦，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竭力向艾森豪威尔表明，西方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是失败的看法不实；新领导层的地位牢固，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得到的支持也更多。

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就如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默尔曼（Richard Immerman）所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此次峰会的议程并不是要解决悬而未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要为将来迫使苏联收缩或者说削弱苏联的力量做好准备”。对于自己的雄心，国务卿是这样解释的：“要让苏联人滚出那些卫星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而新的证据显示，艾森豪威尔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这个。他想要控制核军备。形势所迫，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重新考虑自己长期实行的抵制与共产党高层领导接触的政策。正如无奈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日内瓦峰会后强调的，“我们从来不想参加日内瓦会议，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压力让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1955年7月，克里姆林宫代表团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日内瓦。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担心西方会用一些出其不意的倡议令他们“措手不及”。据外交部情报分析部门即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说，随同苏联代表团一同飞往日内瓦的有该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他们将在整个会议期间与苏联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为苏联代表团提供新截获的对方的通信联系，并帮助对其进行破译。

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突然提出的“开放天空”，即允许飞机飞越领空进行侦察活动以减轻彼此对核战争的恐惧，还是令苏联代表团措手不及。担心核武竞赛失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该提议有可能“在裁军的篱笆上打开一扇小门”。然而，在1955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层都不准备那样做。布尔加宁，就像美国人注意到的那样，饶有兴趣地做出了回应，但赫鲁晓夫一口回绝了“开放天空”，认为它是“明目张胆的间谍伎俩”。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这“三驾马车”打道回府了——两手空空，可也如释重负。他们在离开时确信，自己能够像斯大林那样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许会处理得更好。西方领导人在峰会上没有吓住他们或者让他们无所适从。关键是，艾森豪威尔在跟他们交谈时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把他们差不多当作平等的伙伴。来自美国的情报也证实了后一种估计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是个随和而和善的家伙，并不是特别地让人肃然起敬；他把外交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的其他观察家也有同感。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的非正式会谈也证实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印象：美国总统害怕核战争。

“日内瓦精神”在峰会后为欧洲带来了缓和的希望。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所奉行的革命与帝国范式，无法为苏美之间的一致提供基础。尽管克里姆林宫和军方高层在向世界表示，他们准备采取措施，建立互信，推动裁军，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兑现这些承诺。在发出裁军倡议之前，主席团向中共领导秘密通报：不会存在西方军控人员到处检查苏联秘密设施的危险，因为“英美集团不会同意消除原子武器并禁止生产这些武器”。到1955年11月，“日内瓦精神”已渐渐消退。仍然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把任何要求扩大苏联与外界接触的建议都视为“干涉内政”而予以拒绝。

日内瓦峰会未能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德国的分裂仍将成为欧洲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甚至早在峰会之前，为了对在西德加入北约和奥地利条约签订后的公众压力做出回应，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表示，将在日内瓦会谈后到莫斯科进行单独谈判。1955年9月，阿登纳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进行了紧张而激动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西德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苏联释放最后的德国战俘。苏联领导层随即又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到莫斯科签订双边条约，进一步提升东德政权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