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2/19页）

受过教育的公众，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逐渐熟悉了1914～1918年大战后在法国和英国，尤其是德国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作品。西方的反战作家，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苏联青年中享有极高的人气。在改变大众对战争以及军国主义看法方面，电影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老兵格里戈里·丘赫莱伊（Grigory Chukhrai）的电影《第四十一个》《关于一个士兵的叙事诗》和《晴朗的天空》，以及老制片人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的《雁南飞》，都把战争当作个人悲欢离合的背景；其中不仅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责任，还有背叛、懦弱和追名逐利。这些电影表现的不是刻板的分类，而是选择和机遇。与斯大林时代的军国主义模仿作品截然不同，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我的名字叫伊万》，重点讲述了一个被毁掉的童年的故事。这些电影所传递的信息是爱国的，但又是反军国主义的。它们让无数俄罗斯人想起的不仅是自己最为痛苦也最具英雄色彩的集体经历，还有自己破灭了的在战后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在苏联国内，没有发生任何“禁止原子弹”的抗议活动，公众对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响也非常之小。虽然如此，一些受过教育的个人也产生了类似于美国“垮掉的一代”中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那种情绪和反应，而那两人对主流文化的异议正是源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作家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和诗人布拉特·奥库贾瓦不仅探讨了自己那代人在二战中所经历的杀戮，而且还鼓励公众改变自己的心态，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如果再次发生，那肯定是更可怕的灾难。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在1961年发表了以核试验和放射性尘埃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冰柱》。1962年秋，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我敬佩‘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原子时代的诗人。”一位经常给《新世界》撰稿的作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战争所做的任何准备都令人厌恶。我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担心我的儿子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如果这种信念叫作和平主义，那我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阿达莫维奇回忆说，对于他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和平主义是与我们要实现一个更广泛目标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改变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与心态。

苏联科学家中享有特权最多、在政治领导层和官僚机构中人脉最广的核设计人员，当时也试图影响苏联的安全政策。在1955年的热核试验之后，萨哈罗夫向核试验的军方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元帅暗示，如果哪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涅杰林用一个粗俗的笑话回答了这位科学家——那意思是说，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核武器给我们，由我们单独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萨哈罗夫惊呆了。就像他回忆的那样，“那一刻冒出来的种种念头和情绪至今都难以忘记，而且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在努力打造苏军利剑的科学家与掌握着这把利剑的党和军队的官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萨哈罗夫回忆说，“人们逐渐看清楚了军工综合体及其不讲原则、牛气哄哄的领导者的集体强权。那些领导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由于对苏联之外的核裁军运动逐渐有所了解，苏联的核科学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和间接地动用武力，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态度。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削弱军国主义的影响。1945～1966年间的和平时期，苏联新出生的人口有7000万，其中由于持续而迅速的城市化，又以大城市中的数量特别巨大。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年轻人截然不同，这些人缺乏牺牲精神。他们中非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那些非俄罗斯族人对于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含有的俄罗斯中心论的主题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初的年轻人从他们的父兄那里听说过为胜利付出的惨重的代价。喜欢找战争老兵交谈的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苏联的鲍勃·迪伦”——道出了老兵们极为辛酸的记忆：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人民最大的悲剧。“部队不停地向西前进，老家的女人们也不断在葬礼上发出痛苦的哀号。”那些在军中服役的人们所发现的，不仅有同志之情，还有喜欢摆威风的粗鲁的军士，以及老式的演习——那简直是对训练的嘲弄，尤其是在核时代的背景下。青年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的《列兵伊万·琼基纳的一生和非凡的冒险经历》是大量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中的一部精彩的讽刺作品。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于1969年在国外发表了这部小说，结果后来因此遭到作协的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