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5/19页）
然而，就在这一年，新领导层和克格勃激起了更多的反对现政权的言行。1965年5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公开称颂斯大林是战争领袖。9月，秘密警察逮捕了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Yuli Daniel），“罪名”是在国外用化名发表自己的小说。突然间，几百名苏联有名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开始向党的领导层请愿，呼吁释放被捕的作家，防止滑向新斯大林主义。一个新的运动诞生了，它要求得到公开审判以及由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异见分子”——人们后来如此称呼这一运动的成员——开始通过国外的媒体向世界发出呼吁。
1968年8月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事实证明了苏联反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忧，即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层有可能把国家引向新斯大林主义。对“布拉格之春”及其“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镇压，粉碎了许多受过教育的苏维埃爱国者对改革现存体制的希望。这也导致反政府情绪明显高涨起来，甚至在苏联的一些有权势的精英中也是如此。关于这种情绪及异见运动的历史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公开的异见分子人数并不多，但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当中，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有数万人。值得一提的还有，相当多的异见分子都曾经是充满热情的共产党改革派。愤怒的他们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因而疏远了现政权。对于广大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因而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转而反对现政权的同胞们，他们也有一种疏离感。与国家之间以及与消极被动的大多数之间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疏离和孤立感，使许多异见分子移居西方。不过也有许多“开明”官员还在坚持，以等待命运的转机。
对1956～1968年这段时期的分析表明，苏联当时还拥有相当多的内部能量，甚至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还能不时地迸发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和乐观的理想主义的光彩。赫鲁晓夫的十年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造就了一批新的领导者——“六十年代人”。他们渴望带领苏联走“人性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认同感是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于对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以及左翼文化的选择性的、理想化的认知。然而，到了赫鲁晓夫统治的末期，那种滋养着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乌托邦能量已经耗尽。靠着这些能量而回光返照的对苏联的认同，也在国内外因素的强大影响下开始瓦解。在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对美国文化的热情崇拜和反军国主义的、反政府的理智主义，以及越来越趋于保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新的潮流。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开明”官员在失去事业上飞黄腾达的希望之后，逐渐开始沉湎于西方的消费主义。
从根本上来说，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相对的自由化进程，由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和苏联官僚体系的处置不当，结果造成了文化、知识、科学各界精英的离心离德，而他们在“伟大的十年”开始的时候，一度是最乐观、最具爱国精神的群体。从扼杀艺术家的创造力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种做法使得苏联国内的爱国阵线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并在一些精英分子中播下了异见的种子。自戕的伤口起初看来并不会致命，但却没有愈合。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领导层放弃了改革派的事业。它在意识形态上满足于抱残守缺，并企图压制文化异见运动，强行将该运动的参与者流放或移民。对国内的改革既缺乏意愿也没有能力的勃列日涅夫，开始着手缓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以及由此给他和苏联领导层在国际上带来的合法性，代替了在这场苏维埃试验中失去的动力。同时，苏联加入缓和的进程，也进一步削弱了作为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恐外症，并使苏联重新融入更广阔的世界。
注释：
至于为什么没有提到导弹危机，参见Nagibin，Dnevnik，151-59；Samoilov，Podennie zapisi，1：306-18；Chukovskaia，Zapiski ob Anne Akhmatovoi，2：531-67。
Caute，Dancer Defects，1.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与期待，参见Whitfield，Culture of the Cold War；Hixson，Parting the Curtain；Major and Mitter，“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1-22；May，Homeward Bound；Farber，Age of Great Dreams；Dudziak，Cold War Civil Rights。
Volkov，Intellektualnyi sloi v sovetskom obschestve，30-31，126-27.
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175.
参见Bushnell，“‘New Soviet Man’ Turns Pessimist，”1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