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5/19页）

1956年12月，赫鲁晓夫和政治局认定，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的骚乱，危及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有数百人——也许是数千人——被大学和研究机构开除。克格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逮捕以压制异议。当局恢复了对知识分子子女上大学的名额限制；他们还采取措施提高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

1956年的事态发展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颠覆潜力的恐惧。一群作家在苏共中央总部参加了三天如同西班牙宗教法庭般的特别会议。新领导班子中受教育最多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告诉作家们：只要冷战还在继续，1946年的文化政策就仍然有效。当《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要求党的领导允许写一点国家的实情时，谢皮洛夫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现在就跟以前一样，美国想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手段破坏苏联社会，所以文学仍然必须完全为党服务，为党的国家安全政策服务。

在未来的几十年，苏联国内放缓文化教育政策的自由化一直都是拿冷战当作一个根本的理由。苏联文化精英害怕被贴上反苏维埃所以就不爱国的标签。在所谓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中，这种反动达到了高潮。1956年春，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完成了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它描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革命后的悲剧性的命运。他把手稿交给了《新世界》。与此同时，他又打破苏联的禁忌，把手稿送到意大利，给了特立独行的共产主义者、出版商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Giacomo Feltrinelli）。《新世界》退回了稿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并在世界文坛引起轰动。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它也成为对整个苏联文化界领袖人物的一次忠诚考验。这就像当局在1956年12月援引的关于冷战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不跟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们。斯大林主义似乎又回来了，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在用它的力量对付一个个体。夹杂着对失去国家欢心的恐惧，在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国主义狂热中，绝大多数苏联作家都投票赞成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叛徒开除出作协，甚至还要求把他逐出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发表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身体也在强大的压力下垮掉了。1960年5月30日，他死于癌症。

对于那些期待很快会有改变的人来说，“秩序”在1956年的迅速恢复和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可以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过，去斯大林化在基层的势头还在延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构对年轻人与文化精英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

变得模糊的敌人形象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慢慢开始了对外开放。1955年，苏联当局批准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禁止的外国人的旅游。对于以前几乎被完全禁止的苏联公民的境外旅游，他们也开始放松了。1957年，到苏联旅游的美国人有2700多人，而到国外旅游的苏联公民则有70多万。但在这些苏联人当中，到美国旅游的只有789人。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让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十分好奇，尤其是对美国和美国人。为数很少的美国游客和参加文化教育交流的来访者，招来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1957年夏，一位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情局的分析家和外交史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在苏联各地旅行时就遇到过成百上千的学生。在列宁格勒城外，他和自己的同事被150个学生围在了一所农学院。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机会非常兴奋，也很高兴。他们甚至有模有样地列队护送这两位美国人去了火车站。

许多苏联公民都作为如饥似渴的读者，在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了解西方的窗口。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出版了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以及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 Salinger）在内的大量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苏联各地的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有他们写的书。美国的电影成为好奇的公众了解新世界的另一扇窗口。二战后，国家权威部门曾经批准适当放映一些德国和美国的影片。它们是作为战利品在欧洲得到的，其中大多是音乐片和轻喜剧，还有肥皂剧。对于这些电影的放映，苏联民众无论老少都是兴高采烈。美国的电影音乐，尤其是格伦·米勒（Glenn Miller）乐队的摇摆乐，与俄国的经典曲目相比，人气毫不逊色。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muller）的《人猿泰山》系列剧以及迪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管家的妹妹》，与从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罐头食品、定量供应卡和没有父亲的童年一道，成了这代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