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9/19页）

这些新人擅长批判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来推动现政权的自由化。他们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而且还与苏联文化教育界的年纪较大的权势人物一道，努力给他们相信在三十年前曾经有过但被斯大林浪费了的群众性的爱国热情注入新的活力。

一边是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同情，一边是自己的野心、循规蹈矩和爱国主义，那些“开明”官员在这两者之间显得游刃有余。遗憾的是，冷战几乎没有为选择中间立场留下余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已，只好还是支持苏联的“帝国大业”——实用政治在与他们的人道主义渴望和改良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斗争中，总能占得上风。1956年，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的革命行动。在1957年8月的世界青年节期间，阿朱别依——这些新人的非正式的领袖——指责波兰自由派文学杂志《直言》（Po Prostu）的编辑、波兰记者埃利基乌什·利亚索塔（Eligiusz Liasota）：“听着，你在波兰可以为所欲为，但要记住，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你要来传播这场瘟疫，[你想]颠覆我们。我们是不会容许发生这种事的。”“党的二十大的孩子”想要的是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改革，而不是毁掉它。

在他们眼里，最大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钢铁锁链捆住了这个国家并堵塞了革新与变化之路。尽管如此，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人还是希望让“开明”干部掌管并从内部改造它。他们中有人后来回忆说：“我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发展，寄希望于党政分开，因为社会经济管理是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因此，党组织要允许有更大的自主性才行。”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爱国家庭中，非官方的座右铭是：加入党组织并从内部使之“纯洁化”。

在秘密报告之后的几年，苏维埃爱国主义以及相信经过改革的共产主义制度仍然具有潜力，这些都还是合情合理的。通过恢复和扩大其工业力量，苏联还在继续向世人展示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力。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吸引力在亚非拉国家达到了它的顶峰。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证明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有效性，强化了这种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1961年4月12日，苏联空军少校尤里·加加林实现了绕地飞行并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这让无数苏联公民的心头涌起了如潮的自豪与期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人们自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活动。许多“开明”官员都明白，在赫鲁晓夫对迅速来临的繁荣和集体主义天堂的承诺中，存在乌托邦的成分。然而，就像将来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的那样，他们当时想要相信它。对共产主义新边疆的幻想、与美国竞赛的火热气氛以及官方宣传中强化的造神运动，在苏联社会受过教育且忠心耿耿的那部分人当中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20世纪60年代初是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顶峰，也是“苏维埃集体化”的成熟期。

在其乐融融的工作场所，在私人公寓，在厨房，人们弹吉他、喝酒、恋爱。但在空闲时候，他们也读了很多书。其中既有合法出版的，也有地下出版物的爱好者非法印制的。他们非常严肃地争论着如何在不抛弃共产主义遗产的前提下对体制进行改善和变革。当时的话题有：“意识形态的终结”，技术精英的崛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流，控制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等。1955年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便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也设法加入了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的亚文化群体。赖莎开始在农村做社会学研究。夫妇二人能一连几小时地讨论哲学和政治观点。他们阅读并争论有关西方新左派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思想。

许多未来的“新思想家”的晋身之阶都差不多，或者是凭借其在学术机构的地位，或者是作为苏共中央的顾问。另外，他们还经常接触外国人并到外国旅行。1958年，年轻的战争老兵、党的官员、未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公开性的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作为首批交流人员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党内有些知识分子作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记者和编辑在布拉格生活和工作。这是苏联负责国际宣传的官员以及有关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的专家唯一能与西方左派自由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布拉格“与莫斯科相比，乃是世界主义者的天堂”。在布拉格的这群人还包括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奥列格·博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瓦季姆·扎格拉金（Vadim Zaglad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等。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构成了改革智囊团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