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2/22页）

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最初是想把勃列日涅夫拉拢过去。不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最终还是输掉了对勃列日涅夫的灵魂争夺战。勃列日涅夫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由对外政策方面的笔杆子和助手组成的小圈子，而这些人也开始“用言语和笔”去影响总书记对外对内的公开决定的形成。相形之下，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那帮无知的、盲目反美的老伙伴的极端观点是越来越排斥——后者在意识形态上冥顽不化，不赞成缓和。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把强硬派“匿名的”批评意见拿给自己的自由派助手们看，仿佛是告诉他们：“有一群狼想吞掉你们，但我不会把你们交给它们。”

勃列日涅夫的有些笔杆子（阿尔巴托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后来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并成为改变苏联本身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公开性与“新思维”的推动因素之一。他们的影响力相当大：与多数高级干部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许多老朋友的期望和意愿相比，他们让勃列日涅夫讲话和报告中的措辞，好斗的及意识形态的色彩淡了许多。然而，现在回头看来，他们的作用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他们想让苏联的缓和政策摆脱僵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想让勃列日涅夫敞开心扉直面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收效甚微。总书记依然在国内政治上坚决反对改革并在意识形态上依赖正统观念。缓和的主要动力最初是来自外界，因而也仅仅是在与勃列日涅夫的深层信念和愿望相一致的范围内，这些动力才是成功的。

总书记想把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兑现为国际外交与声望的价值。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以及自己那些“开明”助手和笔杆子的帮助下，勃列日涅夫开始构想国际关系的宏伟愿景——一个要在欧洲建构和平并对西方开放的纲领，其核心主张是召开全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原计划于1970年春召开，却拖到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个纲领。一位研究缓和的学者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确立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领导地位”。他还“公开主张，苏联要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大会代表对于勃列日涅夫的和平纲领以及向西德开放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和欢迎。这种赞同与欢迎并不纯粹是走过场，也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要平息对于自己对外政策的批评，勃列日涅夫就占据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葛罗米柯在大会上挑明了这一点。他不点名地批评说，在党和政府的内部，有些人把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理解成某种阴谋。

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告诫自己的笔杆子们说：“我们一直在为争取缓和而斗争，也已取得了许多成就。现在我们与西方那些最大的国家谈判时，我们的目标是寻求一致而不是对抗。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发表一份关于欧洲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宣言。这也许会把战争延后二十五年，甚至很可能是一个世纪。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外交部和我国的公共组织，还有我们盟友的那些，在思想和行动上要统一起来。”但是，“争取缓和的斗争”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个中的原因与其说是国内的掣肘，不如说是外部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必须克服的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越南战争以及美苏的持续对抗。

美苏缓和的阵痛

多年来，勃列日涅夫及其在苏军指挥部和军工综合体的朋友们，都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对手。军备控制和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妥协，这些想法不太符合他们那种浸透着反美情绪的思维方式。更糟糕的是，赫鲁晓夫时代的军事指导思想的目标就是要打赢核战争。除了要在战略力量上势均力敌，国防部坚持要把与美、英、法旗鼓相当的中、短程核导弹力量部署在西欧和苏联周边的海上。最终，苏军指挥部（以与美军指挥部几乎同样的方式）要求保留完全的自由，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少数外交官逐渐意识到，要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目标应该放在基于相互信任和通过谈判形成的均势上。但苏联军方对于这些人的想法依然表示怀疑。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声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当时是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些外交官也不是特别地支持。在1969年10月赫尔辛基的谈判开始之前，当他给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下达指示的时候，他严令他们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他警告他们说，克格勃就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