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3/22页）

1969年2月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的秘密渠道，有几个月都没有产出什么结果。苏联给白宫的每一份电报都必须经过烦琐的程序，得到政治局的集体同意。尼克松的意图在莫斯科受到猜忌和强烈的怀疑。多年来，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只知道他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并对他的当选作了最坏的打算。在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存在的尖锐分歧，对于苏美关系也不利。政治局认为双边的军控谈判是头等大事，而尼克松惦记的却是越南问题，而且他把所有的军控议题都与自己的这样一个要求捆绑在一起：克里姆林宫要向河内施压，以结束越南战争。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愿意那样做。当尼克松建议举行峰会的时候，揣摩到领导层心思的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反对草率地与美国总统会晤。他坚持要求要把峰会与成功签订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各项协议联系在一起。政治局表示赞成；尼克松的建议被搁在一边，数月之后才作出答复。

勃列日涅夫本人直到1971年才对秘密渠道的沟通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过，到这一年的夏天，他表示愿意与尼克松会晤，甚至访问美国。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在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之后以及在成功会晤了巴尔和勃兰特之后，勃列日涅夫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次是突然宣布的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中苏边境冲突最终使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确信，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合力支持北越这种事是异想天开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他们的“三角外交”，想要同时与北京和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从此，葛罗米柯的拖延战术就行不通了。

最终的推动力很快就出现了。1971年8月5日，勃列日涅夫收到尼克松给他个人的第一封信——直到当时为止，秘密渠道通信的苏联官方收信人都是柯西金。总统恳请勃列日涅夫成为他讨论“重大议题”的伙伴。总书记立即回信，建议于1972年5～6月在莫斯科举行苏美峰会。多勃雷宁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从现在起，勃列日涅夫将亲自监督峰会的筹备工作。

就像对“新东方政策”一样，这位总书记只有在看到取得突破的合理前景的时候，才会决定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投入到与尼克松的关系之中。不过，通往莫斯科峰会的最后几英里却并非坦途。第一个爆发的危机，是勃兰特面临西德联邦议院的不信任投票，从而有可能妨碍苏联与西德之间条约的通过。那样一来，苏联外交和勃列日涅夫的处境就会极为尴尬，苏德友好的成果就会被搁置，或者更糟，会被逆转。勃列日涅夫请求白宫干预西德政局，帮助勃兰特渡过难关。克格勃甚至一度考虑贿赂联邦议院的某些议员。1972年4月26日，勃兰特以两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信任投票。5月17日，西德联邦议院批准了《莫斯科条约》。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与尼克松谈判时占据了政治和心理上的有利位置。

接着在南亚出现的新情况对即将开始的苏美对话提出了最为严峻的考验。1971年11月，就在苏联刚刚与印度签署了《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三个月之后，巴基斯坦与印度爆发了战争。苏联领导层遵照条约的规定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后来回忆说，那样做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是为了平衡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两个超级大国领导层的意料。有条约和武器物资撑腰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批准印军入侵当时还属于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以援助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此后巴基斯坦人又袭击了印度的机场。尽管巴基斯坦军队很快便输掉了东部的战争，但战火仍有可能蔓延到克什米尔，那是两国间主要的争议地区。

印巴战争让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情绪简直要失控了；他们将其视为苏联的阴谋，目的是破坏美国三角外交的整个计划，特别是美国利用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牵制苏联的企图。他们要求勃列日涅夫保证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尼克松似乎准备把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峰会与苏联人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美国海军派往孟加拉湾。包括多勃雷宁在内的苏联人不明白白宫为什么要支持巴基斯坦而反对印度，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巴基斯坦挑起的。勃列日涅夫起初也莫名其妙，但很快就勃然大怒。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甚至提出，要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印度。幕僚们竭力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几年后，当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向勃列日涅夫提起此事的时候，他还是余怒未消，对美国人的行为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