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6/22页）

会晤的关键部分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建立私人关系，并与美国总统进行特殊的私人通信。尼克松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并且还提醒勃列日涅夫说，二战时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建立过特殊的关系。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样做是背着政治局的。感受要比实质更有意义，这一点在人类事务中永远是真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尤其如此。两年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记录下了总书记说的这样一番话：“也许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1972年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最初那些时刻的重要意义，它们其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总统曾经说，‘我知道，你忠实于你们的体制，而我们也忠实于我们的体制。所以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体制上的差异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说他已经向总统伸出了自己的友谊之手并且在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和两国都赞成和平共处上达成了一致。在此基础上还达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协议。”

据苏霍德列夫说，同样的话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小圈子里也说过多次。他印象较深的是，美国总统当时准备把所有战略利益和细节都搁在一边，只谈怎么样改善苏美关系。美国总统的友谊大大提高了勃列日涅夫在自己同事和对手当中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以前只有斯大林达到过的历史高度。缓和成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事业，而他也打算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没有勃列日涅夫的缓和会怎样？

对缓和起源的仔细考察表明，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冷战的紧张气氛得以迅速缓解，这一点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的确，核军备竞赛的阴影以及美苏核导弹和核弹头数量的激增对于人们意识到双方已经陷入危险的僵局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们也有助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缓和作合理的解释，认为军控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做这种解释的书籍此后可谓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因为双方的全球对抗的结局尚未明朗。但要是认为核军备竞赛的心理和经济代价以及核大战的威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足以迫使国务活动家们谋求妥协，那也就是等于说，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就足以成为取消一级方程式或美国赛车协会比赛的原因。换句话说，它把各个大国及其领导人说得太有理性和智慧了。

的确，对于苏联的政治领导层而言，为经济注入新的能量，既生产枪炮又生产黄油的压力是很大的。要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缓和也许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而且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硬通货和西方的技术。不过，更加仔细的考察发现：经济上的考虑、战略上的盘算以及对于核均势的重视，这些因素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辩论中的分量，及其对于苏联改弦易辙、支持缓和的作用，要比人们料想的小得多。多数政治局成员，还有苏共的各位书记和军方——像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这些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于跟美国人一起跳这曲“缓和华尔兹”都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和葛罗米柯在外交部起初都很孤立，缺乏影响力和政治意志，所以在与西方谈判这件事上无法提供太多的支持。事实证明，正是勃列日涅夫的亲自介入和在情感上的逐渐投入，以及他在建立内部共识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对于维护缓和政策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对于苏联精英和政治局中的多数派来说，他们的正统观念和集体经验令他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实际情况，也不能按照新现实主义学者以为他们采取的那种方式对现实采取行动。不过，政治局中的多数派虽说都抱有热诚的正统思想，但也不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所料想和警告的那样阴暗。尽管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某些文件的确把缓和说成是苏联养精蓄锐和在世界上扩散其影响力的最好选择，但政治局内部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形成新保守主义者所担心的那种阴谋诡计，要发动侵略并让苏联占据统治地位。政治局是会不时地迸发出意识形态的激情并表现出沙文主义倾向，但它并没有准备好要与美国进行公开的全球对抗。多数派缺乏全球眼光，也不清楚苏联要用其不断增长的军力来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利用好美国在东南亚陷入泥潭这件事。继中国之后，苏联领导层又“失去”了印度尼西亚，而且很快又将失去在埃及和中东的影响力。他们从对北越的援助中一无所获。从1964年到1971年，苏联领导层将其首要的安全利益，包括与美国的直接谈判，从属于与越共的“无产阶级大团结”这项缺乏清晰构想的事业，从属于对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支持。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即北越和埃及领导层在政治上仍然不受苏联的影响，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打自己的战争，并没有考虑苏联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