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7/22页）

只有考虑到后极权主义时代苏联政治的态势——其中，共识掩盖了“窝里斗”，领导人与其说是独裁者，不如说是权力掮客和谈判者——苏联在走向缓和的这些年来的行为才能够得到解释。新的证据显示，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以及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与对各卫星国（例如民主德国和北越）的局部支持之间，存在着复杂且非常重要的“双层”博弈。显然，这种变化在当时是需要在说服、宣传以及政治高压方面花大力气的；从1964年到1972年，在苏联的政治领导层中，支持缓和的共识极为脆弱，而且仍然有可能瓦解。巩固这一共识并在关键时刻为缓和注入政治资本，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关系史作出的主要贡献。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贬低勃列日涅夫：“他想用喧闹来掩饰自己的信心不足，用偶尔的横暴来掩饰自己的无力。”在基辛格看来，勃列日涅夫出身于俄罗斯族的背景对他的不安全感是有影响的：他“代表了这样一个民族，它之所以幸存下来，靠的不是使它的征服者文明起来，而是比他们活得长；这个民族悬在欧亚之间，整个儿谁也不是；它的文化破坏了自己的传统却又没有完全取代那些传统”。

在国际舞台上，勃列日涅夫的确有一种不安全感。但他与性情暴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截然不同，后者是把自己的缺乏信心变成了革命外交与制造危机，而他是把自己的不安全感变成了对国际承认的追求。对于勃列日涅夫而言，缓和也是国内改革的重要替代物，这个替代物掩盖了当时在经济、技术、科学，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已经显露出来的颓相与放任自流。人们喜欢拿他与斯大林、列宁，甚至赫鲁晓夫相比，这让总书记非常痛苦。要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中既能干又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缺乏那种意志、眼光和才智。到1972年为止，勃列日涅夫已经执政八年，快要赶上赫鲁晓夫在任的时间了，所以他需要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政绩。在1972年4～5月峰会前的危机中，这些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表现得显而易见。

莫斯科峰会对于苏联人民和精英的影响起初是很大的。在谋求与德国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找着了此前他在国内一直没有找着的合法性的源泉。虽然当时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还没有研究，但包括私人日记在内的零零星星的证据显示，在无数普通的苏联公民中，包括经历过战争而又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以及那些怀有强烈的反美情绪的人们在内，勃列日涅夫的人气和支持率因为他对缔造和平的贡献而增加了。1973年4月的全会是其政治生涯的高潮。在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因为自己与美国和西德修好的政策而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苏联新闻中充斥的反美宣传戛然而止。有关美国生活与文化的正面报道曾经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少数精英杂志中才有一些，而现在在媒体上却随处可见，普通百姓也可以看到。这可是自肯尼迪被暗杀以来破天荒的头一遭。国家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停止了，苏联青年又可以收听到通过短波广播的美国流行音乐和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了。切尔尼亚耶夫甚至说，对外政策领域的尼克松访苏，就相当于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讲话。他写道：“1972年5月的这些日子将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个词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上，这种合流将会拯救人类。”

很快，这种溢美之词就不得不把调门放低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苏联政治斗争的本质以及领导人物性格的本质，使得缓和不可能成为冷战的出路。与各位前任相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的共识没有那么好斗和排外了，但显然还是基于“以实力促和平”的信条。而且为了使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也能够接受缓和，这种共识并没有触动苏联整个正统意识形态的支柱。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主持了苏联历史上最昂贵、影响最为深远的军备计划。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得到了他的保守派朋友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以及军方和军工部门其他实权派人物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真诚地希望，他与勃兰特以及尼克松的个人友谊会有助于缓和冷战的紧张气氛。他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却陷入了浪漫主义。这不是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勃列日涅夫所相信的，与其说是推动全世界的革命与反殖民运动，不如说是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友谊以服务于苏联的利益。他错误地以为这些友谊以及苏联与其他大国间的经济合作可以克服东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存在的根本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