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5/22页）

“六日战争”鏖战正酣的时候，政治局派柯西金赴美与林登·约翰逊总统进行紧急会谈。新泽西的格拉斯博罗（Glassboro）会谈本来有可能重启冷静而务实的峰会——那被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0～1961年搞砸了。约翰逊总统越来越急于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他已经做好深入谈判的准备。他要苏联人充当调解人解决越南问题，并建议就共同削减战略武器和军事预算进行谈判。约翰逊和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特别想就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进行谈判。不过，柯西金并没有准备当真进行谈判，而且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激怒了他。多勃雷宁在峰会上注意到他在谈判中显得“不太情愿”。更糟的是，柯西金完全误解了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图。他一反常态，生气地说：“防御是道德的，侵略是不道德的。”而据多勃雷宁看来，“莫斯科当时最想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实现核力量的均势”。还要再过几年，当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和平缔造者”崭露头角的时候，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集体才会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

勃列日涅夫的布道

在所有这些危机中，勃列日涅夫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政治局的对外政策讨论，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他避免采取明确的立场。苏共的这位新领导人知道，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他跟他们在经验、知识、精力和性格上都不在同一级别。勃列日涅夫与党内那些在二战中、在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中扶摇直上的官员一样，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很强，但所受的教育和对于社会的认识都非常有限。他也像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过从日记的内容来看，总的来说，他缺乏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兴趣。勃列日涅夫所记的大多是自己个人生活中平淡乏味的琐事，这让历史学家们极为失望。

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y Volkogonov）把勃列日涅夫描写成所有苏联领导人中最为平庸单调的人。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有“党的中级官员所特有的那种心理——自负、谨慎、保守”。的确，那些从勃列日涅夫在军中服役时就认识他的人，在谈到其领导素质时都显得不以为然。勃列日涅夫的一位老战友的评价是：“列昂尼德永远不会头脑发热。”

赫鲁晓夫的垮台让勃列日涅夫一下子跃居政治领导层，这让他总觉得需要心理上的支持。他向自己的对外政策助理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对外政策问题，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他老实承认，自己的见识还停留在党的地区书记上。“我在这儿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能通过桌子上的报纸来了解世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后来还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素养很差，而且他深知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还不能做‘非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全党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可以料到，有着这样一种背景的勃列日涅夫本来会加入强硬派，并在苏联那帮教条、僵化的制定政策的人当中找到一个妥当的位置。他的行为起初也的确是这样。所以，当勃列日涅夫后来成为苏联领导层中缓和路线的主要辩护者时，人们感到非常意外。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他个人的观点和性格的其他方面也促成了这种令人意外的转变。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其关于俄罗斯思想者的书里区分了“狐狸”和“刺猬”：前者知道许多真理，而后者只知道一个、但却是最重要的真理。勃列日涅夫不是思想者，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就像柏林说的刺猬一样，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这个信念朴素得可以让人们敌意全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在勃列日涅夫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他对他们多次提到他与自己的父亲——一个钢铁工人——在二战开始时有过的一段对话。当时希特勒正在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他的父亲问他：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珠穆朗玛峰。”勃列日涅夫回答说。然后他的父亲就问他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大概300米。”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接着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就说，应该在珠穆朗玛峰的顶上竖一座这样高的塔，把希特勒和他的同伙都吊在那上面的绞刑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勃列日涅夫当时认为那是异想天开，但接着战争就开始了。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对被俘的纳粹领导人判了刑，其中有些被绞死了。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这个故事给勃列日涅夫，给他有关国际关系的看法以及他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整个工作和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勃列日涅夫的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ktor Sukhodrev）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所以他将其称为“山顶宝训”。在勃列日涅夫与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会晤时，这位苏共领导人建议说，他们应该签订一份条约——一份奇特的和平条约——针对有侵略行为的第三国。美国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赤裸裸的企图，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签订条约，以破坏美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不知道，这并非政治局的诡计，而宁可说是总书记个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