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6/22页）

二战的经历对于当时年近四十的勃列日涅夫来说，对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师级政治委员，他亲身经历过残酷的战斗；从1942年到1945年，他随部队一起从高加索打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不过，他坚定地认为：为了胜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1945年6月，他参加了红场的胜利阅兵，还出席了斯大林为胜利者举行的宴会。多年来，他一直对斯大林敬仰有加，视之为战争领袖。到1964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成员，并以此身份监督苏联的空间计划和军工综合体的众多项目，包括核武器的生产和导弹发射场、发射井的建造。由专门的代笔者撰写的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充满了溢美之词，但对其人生中的这些关键篇章只是草草带过。

类似的经历让许多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烈·格列奇科，都变成了扩军备战的坚定的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也认为应该做好军事准备，但他对于战争的前景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担忧，并想在大国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他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样，都认为扩军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它可以成为达成国际协议的前奏。这种认为实力与和平并不彼此矛盾的信念，到20世纪70年代会引起许多麻烦——当时苏联不断地扩充战略力量，结果授人以柄，让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和五角大楼的专家们可以声称，克里姆林宫在谋求军事优势。他们有关日益严重的“苏联威胁”的公关运动，结果会破坏苏美缓和的势头。不过，在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信念有助于使他明白，必须要跟美国合作。

勃列日涅夫对于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过去二十年后，他对挑起危机的赫鲁晓夫仍然是怒不可遏：“我们差点就滑向核战争！为了摆脱这一结局，为了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对于柏林危机，他也有同样严厉的批评。1971年11月，他对幕僚们说：“坦率地讲，我们在外交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反而在柏林建起了中国墙，并希望以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消除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后遗症并为世界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将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动机。

作为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对他成为一个推动缓和的国务活动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亨利·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勃列日涅夫是“野蛮的”（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教养的”）。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友好而非邪恶，是自负而非有意的冷酷。在1957年6月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勃列日涅夫这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竟然因为莫洛托夫的粗暴训斥而晕倒了。即便是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策划罢免赫鲁晓夫的时候，他最害怕的也是与可畏的尼基塔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非常不喜欢对抗和极端主义。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亲属们都说他“英俊迷人，衣着用心，很讨女人的喜欢”。在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都在学习如何讨人欢心。在朋友中，他“谦逊、合群、朴素，十分健谈，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勃列日涅夫曾经坦承：“亲和力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有很大帮助的。”1963年，一位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期间见到过他的老教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十分英俊：蓝眼睛、黑眉毛，面颊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支持他。”勃列日涅夫的友好的微笑就跟赫鲁晓夫用拳头来威胁一样，都是本性使然。

勃列日涅夫天生就是走温和路线的政治家，不喜欢激进的政治举措，不管这些举措是朝着哪个方向。1964年后，当这位总书记的保守派盟友和追随者开始阻挠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时，他没有反对。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想与苏联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界的庞大的精英群体为敌——后者担心发生新斯大林主义政变。他对于能否与中国人消弭意识形态分歧也有疑虑。他知道，在亚历山大·谢列平周围，有一帮“苏联的中国人”，也就是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几乎公开说他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人物，一个经受不住醇酒和女人考验的不入流的政治家。

勃列日涅夫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好斗。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的生涯来说，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功了。他才智平平，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良好的直觉和巧妙的手腕。幕僚们回忆说，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现实”，而且每当他需要的时候，总能把思想保守的多数派聚拢在自己身边。1964年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上。他与政治局中包括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安德烈·基里连科（Andrei Kirilenko）在内的几个盟友一起，不知疲倦地给各地区的党的书记打电话，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甚至也向他们征求意见。1967年，从谢列平开始，他逐渐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权威岗位上挪走。到1968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的机构中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政治权力的各个关键位置此时都掌握在他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