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9/22页）

7月26～27日，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暂定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日期。不过，苏联人还在继续与杜布切克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谈判。勃列日涅夫等人企图威逼“萨沙”·杜布切克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自由化和改革的势头。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最终于8月21日做出决定；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罗马尼亚除外）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危机期间，有两个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大。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帮助勃列日涅夫减轻了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与西方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他告诉政治局：“国际关系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极端措施[即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引起国际形势的恶化。如果我们保存捷克斯洛伐克——那会使我们更加强大——……就不会发生大战。”由勃列日涅夫任命负责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利用自己的资源让勃列日涅夫顶住压力做出决定。他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除了全面入侵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在他的授意下，克格勃把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和平事件谎报成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那样。因为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担任过驻匈牙利大使，他的建议也就格外有分量。

此次危机给勃列日涅夫上了一门危机管理与国际关系的速成课。原来担心的美国和西德对于苏联入侵的反应没有变成现实，这让他士气大涨。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从西方领导人那里传来的像往常一样有利的信号，意味着苏联在政治上的胜利。它提振了克里姆林宫早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削弱而受到重创的自信心。1968年9月，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显示出的决心，让美国的各位领导人对其在该地区的潜力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再次看到了我国领导层维护苏联重大利益的决心。”在他对外交部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这位外交部部长的语气听起来可以说更加乐观：“瞧，同志们，近年来世界上力量的此消彼长是多么明显。不久之前，我们的政治局在采取任何对外政策措施之前，都要反复考虑，左思右想：美国会怎么样？法国会怎么样？这样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当我们觉得，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而必须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在做了之后才去研究它们的反应。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噪声，新的力量对比让他们再也不敢跟我们对着干了。”大约在同时，作为勃列日涅夫笔杆子之一的亚历山大·鲍文，发现总书记非常自信而放松：“经受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严峻考验之后，勃列日涅夫像是换了个人。”

但是从长远来看，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获得成功的代价却是很高的。捷克人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开始抵制苏联扼杀自由改革的企图；在经过数年的强制“正常化”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才安定下来。“布拉格之春”在苏联西部的非俄罗斯人地区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这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比1956年波匈革命期间还要不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其他文化中心，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来说，此次入侵彻底打消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残存的幻想。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敢于公开抗议，但许多人在思想和道德上都深受折磨。去斯大林化的拥护者与苏维埃体制之间在1956年形成的断层，此时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战后在政治上犯的最大的错误”，鲍文在其日记中写道。那些曾经在布拉格为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的人认为入侵是犯罪。切尔尼亚耶夫想从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辞职。不过，他还是留了下来，扮演改革派的角色。许多未来的改革者，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尽管有这种负面影响，总书记总算是通过了考验并向其同事证明，他可以顶住压力，保护苏联的安全利益。虽然勃列日涅夫后来愿意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对话，但他要是没有扮演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刑人并为自己捞取资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做要困难得多。1972年，他在苏共全会上说：“如果不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就不会有勃兰特（Willy Brandt），尼克松就不会到莫斯科，就不会有缓和。”

几个月后，中苏冲突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注意。新的军事冲突的阴影在远东浮现出来。在军政领导层当中，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很快便让位于对中国的不理智的挑衅的担忧——这是俄罗斯有关“黄祸”的沙文主义的古老神话的新版本。莫斯科流传着一则笑话——远东的一位苏军司令惊恐万状地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问：“我该怎么办呢？五百万中国人刚刚越过边境投降了！”这个笑话并没有让苏联那些负责远东安全的官员心情有所好转。的确，要是成群结队、赤手空拳的中国老百姓蜂拥而至，越过苏联边境，他们会下令开火吗？为打赢核战争而秣马厉兵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可没想到会有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