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8/22页）

勃列日涅夫的写作班子还包括他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外交官以及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问题专家。他早先做过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葛罗米柯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是马列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一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抱有诚挚信念的人，但他在国际事务上并不是一个刻板固执的理论家。正如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他“相信实用政治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是有用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最初信赖的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极为保守，但也是非常内行的外交家。喜欢溜须拍马的葛罗米柯总是“带着宗教般的热情”执行他当时为之服务的领导的指示。与此同时，他鄙视意识形态对于对外政策的干预，佩服在苏联与西方结成伟大同盟期间斯大林的外交艺术。葛罗米柯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西方列强接受苏联及其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中欧卫星国的新边界。其次，他希望在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能够与美国达成政治和解。1967年1月，在外交部呈送政治局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葛罗米柯提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坚决地继续把自己与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分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出八到十年就肯定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认为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这种看法反映的正是中国人的立场。总的来说，国际关系紧张并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如果国际关系得到缓和，苏联就比较容易巩固和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正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在朝着缓和的方向转变。尽管在越南爆发了战争。但葛罗米柯和苏联的其他外交官，包括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以及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都赞成与林登·约翰逊政府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逐渐意识到，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最好是采取缓和政策并与资本主义大国进行谈判。不过，只有等到欧洲和亚洲的形势有了重大发展以及美国的领导人发生变化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

推动缓和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末，对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事务观点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布拉格之春”的迅速蔓延对勃列日涅夫的事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苏联领导人，他对于维护苏联在中欧的军事上的势力范围负有直接的责任。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地位、先进的武器制造业以及铀矿，使之成为华约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约翰逊政府担心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苏联领导层也害怕在中欧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考虑到1956年的波匈革命、南斯拉夫顽固地保持中立、1962年之后罗马尼亚与华约组织的逐渐疏远以及政局一直不稳的民主德国，苏联人可以说更有理由担心。最糟的是，苏联领导层的许多人会把这样的灾难归咎于勃列日涅夫个人。因为不管怎么说，从1968年1月开始担任捷共领导人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是受勃列日涅夫的提携。这位苏联领导人拒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前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而且还赞成“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纲要”提出的各项改革计划。乌克兰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认为，正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布拉格之春”才有可能发生。随着危机的加剧，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和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都强烈要求入侵，并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感情用事、天真和举棋不定。

勃列日涅夫不愿意干涉，这是其性格使然。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即便到了1968年夏天，在莫斯科的苏共总部，人们的看法还不统一，拿不出一个定论。“不要派坦克到捷克斯洛伐克！”和“该是派坦克去结束这场混乱的时候了！”这些声音各不相让。但是所有的档案材料都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勃列日涅夫自始至终都希望不要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武装入侵。相反，他更愿意在政治上对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进一步施压。勃列日涅夫担心苏联的入侵有可能引发北约的反应，从而导致欧洲战争。决策的责任对于这位总书记来说简直是太沉重了。危机期间，人们常常看到他双手颤抖、摇摇晃晃、脸色苍白而不知所措。他在私下里坦承：“我也许看上去心软，但我的攻击能猛烈到过后让我恶心三天。”据有些传闻说，为了缓解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就开始服用镇静剂了。这在日后成了一个致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