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0/24页）

戈尔巴乔夫行动最为迅速的是军控问题。到1985年夏，他已经在与罗纳德·里根通信，讨论怎样降低核武器的威胁和控制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从1977年起就在要求的条件：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要会晤就必须签订重要的协议。里根的大部分幕僚都反对与这位年轻有为的苏联领导人会晤的想法，但总统从1983年开始就在等待私人间坦诚的交流了。他同意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准备首次峰会的时候，双方领导人又开通了华盛顿与莫斯科间的秘密外交渠道，并通过它进行了大量通信。戈尔巴乔夫否定了里根提出的有关阿富汗和人权问题的较为广泛的会谈框架，建议集中讨论削减核武器问题。他警告里根说，苏联不会对“战略防御计划”坐视不管。尽管“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的安全利益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它到头来有可能引发美苏间新一轮的危险而且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他表示，“严重破坏了稳定。我们急切地向您建议，停止这项会造成剧烈动荡的危险计划。”日内瓦峰会前夕，戈尔巴乔夫写信给里根说，“厌恶核战争和消除军事威胁是我们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兴趣”。他敦促美国总统同意“太空的非军事化”。为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高调主张，1985年8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议程与勃列日涅夫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议程，看上去仍然是惊人地相似。峰会前政治局下达的指示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指示重申了有关缓和的陈词滥调，同时也再次强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目标。峰会前为政治局起草这些指示的专家们，正确地预见到不会就第三世界的冲突达成一致。另外，他们还警告说，“里根肯定不会同意取消‘战略防御计划’”。

苏联外交官和军方密切关注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表现并感到满意。这位苏联领导人充满魅力，但却是个强硬的谈判者。不出所料，双方领导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永远不要打核战争，那不可能打赢。”在莫斯科，大家都认为与目前的美国政府打交道几乎只能得到这么多。在政治局和党内精英面前，戈尔巴乔夫批评里根“粗鄙的原始主义、穴居野人的眼光、弱智”。他依然认为这位美国总统是军工综合体的工具并许诺加强苏联的防务。不过，这位总书记私下里震惊地发现，里根说的是真心话。他因为未能说服里根放弃“战略防御计划”而“有点尴尬”。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猜测里根的动机却未能理解它们。峰会后他还在想：这个军事计划是不是异想天开，是不是一种手段，以迫使苏联在外交上做出让步？或者，它是不是一个“拙劣的企图”，“让我们放松警惕，盲目自满”，而他们却在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日内瓦峰会的结果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拼命地寻找对策，以打破美苏竞争的恶性循环。与在类似情形下坐等美国人出手的勃列日涅夫不一样，戈尔巴乔夫决定发动“和平攻势”，在核裁军问题上与美国总统过过招。1985年的除夕之夜，他接见了苏联的武器谈判人员并要求他们拿出新的对策。根据他们提出的新对策，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一个到2000年实行全面而彻底的核裁军计划。被里根政府视为宣传伎俩而未予理会的该项计划，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对核裁军这一想法的执迷。该计划的那种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近乎乌托邦的性质，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的乐观的天性以及对宏大观念的信任。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开始认为：“只要抓住裁军问题，就可以消除战争威胁。”

戈尔巴乔夫是利用这些会谈未雨绸缪，为即将于1986年2～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做准备。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这样的大会虽说带有仪式性质，但却十分重要。他避居于黑海的一处度假胜地，并在那里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博尔金一起研究了学术智库的建议，讨论了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草案。他的前任们既想要缓和，又坚持其对于这个世界的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幻觉。戈尔巴乔夫用世界一体和相互依存的观点取代了有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教条。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对我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告草案说：“总的政策是，军事对抗没有前途”；“不仅是核战争，就连军备竞赛也不可能有赢家”；“安全建设的任务看来是一项政治任务，它只能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这段小插曲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倾心于新的、宽泛的理论概念，而不是对外政策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