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4/24页）

苏方建议的基础是有关“战略充足”的观念，这些观念早就在莫斯科的学术机构和军控谈判人员中流行了。它们认为，在数量上维持战略武器势均力敌并非至关重要。当然，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没人敢公开提出来，因为害怕受到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叛国的指责。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得把他的“新思维”说成是权宜之计。在1986年10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要想用传统的针锋相对的方式回击里根的挑战，苏联负担不起。“我们会被拖进一场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到了极限。而且，可以预料的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能把它们的经济潜力与美国的合在一起。要是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将会大得难以置信。”

结果，“战略防御计划”又一次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绊脚石。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认为，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战略防御计划”与其说是安全关切，不如说是借口，以便“推行政策创新，打破僵局，结束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但相关的证据表明，事情恰恰相反：里根的计划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个实际的关切。他仍然摸不透里根的意图是不是侵略性的。就像对待日内瓦峰会一样，政治局给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指示是个折中方案，兼顾了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路径和他在安全方面的一贯的担忧。虽然军方领导层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不过，正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要求，签订任何削减战略武器协议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里根必须打消“战略防御计划”的念想，并重申美国遵守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准备雷克雅未克之行期间，戈尔巴乔夫在跟一小群“新思想者”谈话时提出，必须改变里根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态度。“如果不行，那我们就能说：我们过去防备的就是这！”

雷克雅未克峰会是从两位领导人一对一的亲切会谈开始的。总统首先提出美国的四点议程，把裁军进程与苏联改变其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以及在国内尊重人权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让里根放心，他会根据“同等安全”原则，支持“最终消除核武器”。他还说，为了打消美方的疑虑，在核查问题上只要有必要他就会尽力配合。同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明确地把华盛顿峰会的日期与在削减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联系在一起——卡特执政期间苏联人也有过类似的要求。

在其他参与者看来——他们可是经历了几十年僵局的人——两位领导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超现实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解决的裁军问题似乎要比他们所有的前任做的都要多。从美方专家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做出的让步比他们25年来从苏联那里得到的还要多。对此，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冷冷地回应说：“那好，就让他继续让步吧。他的提议可是我们施压了五年的结果。”政府中其他那些更多地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成员都感到担忧。里根看到了可以完成自己使命和防止末日核决战的机会。他也没有与五角大楼或美国的盟友商量，就在谈判中提出：首先是到1996年要彻底消除核弹道导弹，然后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但坚持要求不包括太空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计划。然而里根受其朋友卡斯帕·温伯格的误导，以为“战略防御计划”如果仅仅限于实验室的范围，国会就会把它“毙掉”。他就要戈尔巴乔夫“给他个人帮个忙”，允许在太空进行试验。他告诉总书记，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让步，会对“我们未来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戈尔巴乔夫毫不妥协：要么彻底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包括暂时在实验室的试验，要么免谈。峰会破裂了，显然有点心烦意乱的总书记和美国总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败在国内造成的影响。现在清楚了，十年或更多年的实验室试验并不会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担心的那样，可以“毙掉”或“制造出”反导防御系统。戈尔巴乔夫当时并不准备消除苏联的所有核武器，更不用说苏联的弹道导弹了。

戈尔巴乔夫返回了莫斯科。他指责美国人“没有放弃追求优势地位”，他们到雷克雅未克只是为了得到他的让步。对于美国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来说，这种指责基本属实。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里根“像个骗子”，他“驾驭不了他那帮人”。不过，仅仅几年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就说雷克雅未克之行让他有一种心灵的顿悟，就像切尔诺贝利事件带来的震撼一样。这也许是因为，在总书记的心中，一向令他担忧的问题再次与“新思维”发生了冲突。他在内心里惊奇地发现，里根对于核裁军的看法似乎是真挚的。苏联其他参加此次峰会的人也有同感。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后来回忆说，“里根对于末日核决战的看法，以及他认为核武器应该最终禁止的几乎深藏不露的信念，结果会比他骨子里的反共倾向更有力”。由于早先的对抗而在苏联对外政策实权派当中形成的有关里根是个敌人的印象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而且还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