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5/24页）

“新思维”与迫在眉睫的危机

雷克雅未克峰会的失败并没有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全球事务中对“新思维”的钟爱。相反，他很快就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在山间美丽的湖畔与世界上的思想精英——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一起探讨核威胁及其政治应对措施。面对这样一群高水平的听众，兴奋的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表示，“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创新让利加乔夫和党的宣传工作者很是费解。“在正统思想家阵营中扔了一颗炸弹！”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高兴地说。到1987年春，戈尔巴乔夫思想上的转变使他感到与自己最忠诚、最得力的支持者——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看法不再与他一致。雷克雅未克会晤后的几个月是戈尔巴乔夫与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产生分歧的第一阶段，后者过去只是把他的“新思维”视为说辞，是为掩盖苏联暂时的后撤与收缩而采取的务实政策。从调整关键指挥岗位上的人选到实现经济“提速”，戈尔巴乔夫开始转变立场，改变苏联的指导思想。

里根政府在此期间的反苏“圣战”也在继续加剧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复杂性。12月1日，里根政府宣布，美国不会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强加于美国战略武器的限制。美国领导层的挑衅行为——这是第二次峰会后的第二次了——让政治局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向里根屈服，等将来再有机会；要么加大力度，继续展开和平攻势。在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忍不住对戈尔巴乔夫执着于裁军问题表示怀疑：“要是我们销毁了花了25年时间才造出来的核武器，那接下来会怎样？我们是不是要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善意上？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太空竞赛中超过我们？不，再让步也换不到美国人的协议。美国不会同意达成平等的协议的。”

除了葛罗米柯之外，利加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对于里根政府的反苏“圣战”也表示担忧。但戈尔巴乔夫已经铁了心要实行他的新政策。他说，与里根政府玩针锋相对的游戏就相当于“给那些破坏条约、罔顾公众舆论的人送大礼，他们会说：苏联人就等着这一刻”。政治局决定通过美国国会中的温和派、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的公众对里根政府施压。

大概就在此时，苏军的高级将领被告知说，要放弃他们长期追求的取得对敌优势的目标，并同意单方面大幅削减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雷克雅未克峰会后不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就在总参谋部的军事学院，一所培养高级精英的军事学校，提出新军事原则草案。该文件陈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取胜的不可能性（因为那将是核战争），并建议苏军不要再争取与美军的势均力敌。文件使军方的听众深受打击。有人低声咒骂着“叛国”。这些骂声传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耳中，于是，戈尔巴乔夫与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12月1日的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刚刚从总参谋部辞职的元帅仅仅被任命为总书记的军事助理。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但我们的将军们却想要吓唬我们，他们害怕被晾在一边、无事可做。我知道他们有许多不满——这是什么领导，在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政治局委员）：人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戈尔巴乔夫：奥加尔科夫就很不高兴。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250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以下。

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们都是好人。是的，他们都是好党员。不过，要是哪位将军认为他比政治局还关心国家，那我们就要跟他把事情搞搞清楚。

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不争取和平，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而如果我们的国防搞不好，人民也不会支持我们。他们可都是些坚定的沙文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用他的讲话技巧克服了军方的阻挠，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批准了新的军事原则。这是个重大的变化，但它也标志着军方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路线曾经有过的积极热情的态度的终结。

即使与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在继续演变，这与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治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但是在政治局，一种出人意料的共识却占据了上风，至少表面上如此。保守派或军方没人愿意向总书记发起挑战。即便是总参谋部，虽然对新的裁军提案和军事原则很是失望，却从来不敢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另外，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可能传递的印象相反，他的思想演变的方向不仅对于政府精英，就是对于党内主张采取稳健的现代化模式的人和“新思想者”来说，仍然不太明朗。总书记说的话，尤其是他做的事，前后不一，令人费解。他靠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很成功，而且也很享受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偏不倚地倾听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在讨论中居间调停；掩盖分歧；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克格勃是保守派最顽固的据点，1987年初，它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执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收缩帝国，走受到管制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克格勃的领导层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想要废除整个倚仗警察镇压的管理体制。它躲过了去斯大林化，在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地位又得到了巩固。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所以后来对他“背叛”的程度感到非常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