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0/21页）

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和平革命及德国的重新统一

乐观、天真、做事喜欢心血来潮、对西方的推崇和对武力的反感——这些性格特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影响，从苏联在各个共产党政权崩溃期间对东、中欧采取的政策和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重新统一前的外交活动中就可以反映出来。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指出，在1987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很少在政治局进行正式的讨论，而仅仅是在幕僚小圈子中进行讨论。在谈判方面，戈尔巴乔夫依靠的是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且还渐渐地开始与外国领导人“面对面地”讨论问题。由多个机构共同组成的决策体系（国防委员会、制定裁军提案的五人委员会、克格勃的非正式“加盟”，还有国防部）常常只能袖手旁观。在德国问题上，一名参与者证实，戈尔巴乔夫“实际上都是独自，或与谢瓦尔德纳泽联手”操纵了“所有谈判，把职业外交官都晾在一边，也很少通知政治局”。总之，戈尔巴乔夫虽说拒斥斯大林的遗产，但他还是行使了斯大林的那种权力，在重大决策中一手遮天。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和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种种怪癖影响着苏联的政策，而且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反斯大林”的个性与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和平终结（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外）有很大的关系。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初的动摇，正如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的广泛研究所显示的，是由苏联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溢出效应直接造成的。随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权的相继崩溃，事态的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又开始溢出，蔓延至苏联，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削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但并不是政治局成员和军方的所有人）为什么决定对苏联的那些共产主义盟友坐视不管，任由中、东欧的局势自行发展呢？这其中关键是“新思维”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戈尔巴乔夫要把北美、欧洲和苏联联合起来的救世目标。1989年1月底，戈尔巴乔夫委托由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的政治局外交政策委员会与各种各样的机构及智库一起未雨绸缪，以应对中、东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的不测事件。雅科夫列夫从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征集了许多分析报告。它们大多预言在同盟方面会出现全面的危机。有些人直言不讳，认为苏联的各个盟友已经暗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处于“西方强大的磁场中了”。由奥列格·沃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各执政党不对反对势力做出让步，那它们就会面临“政治上的火山爆发”。其他分析家则预言，会发生“非常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后果难料”。所有的报告都反对苏联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最具代表性的结论是，任何政治军事的干预都不能保证成功，反而有可能引发接二连三的暴力反击和苏联集团的崩溃。不过，该委员会并没有征求总参谋部的意见。这些备忘录是向已经接受这些想法的人宣讲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那些“新思想者”（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都相信，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极端错误的，而他们不管怎样都不会考虑动用苏联军队。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解释苏联为什么会没有积极介入，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设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一起协调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并保持克制，不单方面采取有可能加速华约组织内部动荡的措施。苏联之所以听之任之，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出现了两方面的新情况。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1988年底发起的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之后，国内的各种新情况纷至沓来，让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疲于招架。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包括负责对华约各国的局势进行“监护”和“瞭望”的人，都开始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准备1989年3月议会的半自由选举的各种备忘录与报告的写作，以及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中，后来又投入到戈尔巴乔夫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稿和各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中。第二个新情况是严重的财政危机。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中、东欧的苏联驻军减少14%，并将军火产量减少19%。这些措施证明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反富尔顿演说”并非空话。同时，它们也是苏联领导层为了削减国家开支的无奈之举。苏联领导层拿不出钱来影响中、东欧的事态发展，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转而向西方寻求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