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9/21页）

戈尔巴乔夫声明放弃使用武力并非“新思维”或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为了自由主义的目标而使用武力，而且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和以前的异见分子后来都开始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88～1991年间绝对反对武力是有害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格里戈里·波梅兰茨称赞戈尔巴乔夫对中欧放手的决定。但同时他也说，戈尔巴乔夫在南高加索、中亚和苏联其他地区“放出了各种破坏力量”——野蛮、种族灭绝和混乱的力量。“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制止混乱。”波梅兰茨责备说。另一个批评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强调说：“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坚定是必需的，更别说苏联了。”

随着冷战在欧洲开始走向终结，苏联也出现了最初的分裂——这不仅仅是巧合。在这两者当中，戈尔巴乔夫的偏好与个性都扮演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位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把结束冷战与苏联的成功转型这两个目标分开过。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非暴力的观念，它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反感武力的产物。在1989年4月第比利斯惨案之后（应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请求，俄罗斯军队使用铲和毒气对付举行集会的民族主义分子，致使21名格鲁吉亚平民死亡），戈尔巴乔夫宣布禁止使用武力，哪怕是在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分裂国家的情况下。他对政治局说：“我们已经接受的一点是，即使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武力也无济于事，那在国内就更是如此——我们不能也不会诉诸武力。”显然，戈尔巴乔夫这样做也就放弃了维护秩序的权力，而维护秩序是国家主权的基石，也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除少数例外，戈尔巴乔夫一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天都在恪守这条古怪的原则。

西方政治家，尤其是布什和贝克，看出了戈尔巴乔夫治国之道的这一特点并成功地利用了它。例如，在马耳他，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那里的民众运动正开始要求摆脱苏联获得彻底独立——布什向戈尔巴乔夫建议，达成一个君子协定。这就触犯了苏美关系中由来已久的禁忌，即，不干涉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不过，布什找到了正确的方式。“我想要对您解决波罗的海问题的方式有最充分的理解，”他说，“这方面不能有任何闪失。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好，因为我非常想看看，您对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问题是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示关切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全球秩序而防止美苏伙伴关系出现闪失，戈尔巴乔夫也就爽快地同意了。结果，双方达成理解：美国人不要有任何企图，想帮助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运动，反过来，戈尔巴乔夫也不能用武力去解决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

在下台数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仍然坚定地信仰不使用武力。他后悔有几次在苏联国内对民族主义分子使用了武力。在提到那几次和其他一些危机的时候[1988年2月阿塞拜疆暴徒在阿塞拜疆工业城市苏姆盖特（Sumgait）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kh）的种族冲突、1989年4月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1990年1月在巴库发生的更大的流血事件、1991年1月维尔纽斯和里加的镇压]，戈尔巴乔夫说：“有过多次要对我施以血的洗礼的企图，但它们都没有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戈尔巴乔夫就像利加乔夫说他的那样：“就需要使用暴力拯救人民而言，只有当国家中的最后一位公民都认为别无选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会用它。这是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特点。”每当按照莫斯科的模棱两可而且很可能是口头的命令动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对付民族主义分子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立即回避，任由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体对军方狂轰滥炸而坐视不管。这样的行事方式既让苏联军队无所适从，也长了想要毁灭苏联的那些势力的志气。

要把放弃使用武力作为内外政策的主要原则，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决定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同凡响、绝无仅有的。加拿大学者雅克·莱韦克写道，“苏联将其与自己的帝国分离开来的方式，与它自己的和平终结”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可以看作是它对历史的最有益的贡献”。但是，被戈尔巴乔夫奉为圭臬的非暴力原则，虽然在西方很受欣赏，却不可能在俄罗斯国内得到拥护。撇开戈尔巴乔夫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不谈，对他的同胞而言，他首先是他们稳定与生计的保证和权威，也是国家的存在本身的保证和权威。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能力，甚至可以说拒绝扮演这种角色——这是苏联突然崩溃以及数千万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陷入混乱与不幸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