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3/21页）

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苏联领导人在想什么？从可以看到的零星的记录和回忆来看，在11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与一些主要同事开通气会的时候，表达了他对保加利亚的政局和立陶宛的分离主义趋势的担忧。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包括，讨论苏联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议程和对宪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讨论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局势。这是为了阻止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独立而急切寻求对策的努力之一。面对种种不利的迹象，戈尔巴乔夫仍然表示乐观：“经验表明，哪怕是最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分子也不会走得太远。”他相信可以靠经济诱惑将波罗的海地区的卫星国留在联盟。沃罗特尼科夫插话说：“要是我们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说的话传出去，就会在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小插曲都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缺乏长远眼光，反映了他的乐观的同时也是得过且过的个性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即便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后来也称他是现代的“拖延者”法比乌斯，那是一位因其拖延战术而臭名远扬的罗马政客。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幻想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中欧和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是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会被“保留下来”。这些幻想使他对汹汹危言无动于衷，并以同情的态度坐视各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轰然倒塌——先是波兰和匈牙利，接着又是民主德国和中欧的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没有——甚至也没想到——要以书面的形式与西方达成任何协议，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例如，防止北约东扩。多勃雷宁后来愤愤地说：“能干却没有经验、急于达成协议却过于自信并且被西方媒体的吹捧弄得晕头转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中计，玩不过自己的西方伙伴。”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早一点直截了当地提出苏方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德国的中立、非军事化和对苏联撤军的补偿）。相反，他是能拖则拖，走一步算一步，丢掉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多勃雷宁现在也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问题上，例如：乐观、自信、对“历史力量”本质上是善的和合理的深信不疑。他认为这种个性特点在国际事务上对他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因为他即使在处境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仍然毫无来由地相信，他会克服困难，说服西方领导人相信他的那些倡议是正确的。多勃雷宁写道，这种“情绪化的赌徒性格”即使是在1989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还可以看到。

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西方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在柏林墙倒掉之后，布什政府迅速从戈尔巴乔夫的正在变得孱弱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并在结束欧洲冷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稳定性的作用。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布什终于像他还是副总统时承诺的那样，按照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模式，扮演起可靠而通情达理的伙伴角色。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峰会上，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他们在几个月前就想建立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私人关系。

事后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就像他之前的里根一样，最后有多么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个有常识感因而会承认西方已经赢得冷战的人。在筹备此次峰会的时候，10月11日，布什告诉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orner），说主要问题在于说服苏联人让中欧和民主德国继续变革。当韦尔纳警告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听任民主德国脱离华约组织的时候，布什说想试试自己能否说服戈尔巴乔夫对华约放手——也就是让他觉得它的军事价值不再是根本性的。“这似乎有点天真，”布什说，“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变化当初有谁能想到呢？”要是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想去说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或者是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放手”，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布什团队的其他成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依然十分怀疑。对他们来说，苏联领导人声明放弃其地缘政治野心，这太具有革命性了，不大可能，所以，甚至到了一年之后的马耳他峰会，他们心中的疑云还是没有散去，而且还试图把这种怀疑告诉自己的总统。当戈尔巴乔夫和美国联手反对自己的长期盟友萨达姆·侯赛因时，布什在与他的幕僚们的谈话中保证，不会“无视苏联获得不冻港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