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5/21页）

苏联的掘墓人

决心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必须在政治上发动两场战役：一场是针对西方，另一场是针对他自己的人民。他在个性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理想主义、对道德状况的乐观主义、优柔寡断和拖沓、对常识感的坚定信念和对“所有人的价值”的普遍主义理解——使他在西方得宠而在国内受到排斥。由于这个原因，内外之间的优先次序也逐渐颠倒了。起初，对外政策的目的是用来克服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改善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并逐步停止军备竞赛。但是到了1987年和1988年，戈尔巴乔夫与党内高级官员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且在苏联社会也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支持，于是就把重点放在使苏联融入世界共同体上。这样，对外政策就成了国内政策的决定力量。他的“新思维”成了目的本身，代替了“正常的”治国方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关于共同利益、不使用武力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罗曼蒂克的方案，就等于一张使他和苏联加入“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门票。

戈尔巴乔夫要带领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主义冲动，使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在苏联的中欧“帝国”崩溃之后，苏联本身，一个由众多新老民族组成的“积极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帝国”，也摇摇欲坠。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现存国家结构眼下受到的侵蚀，这些都需要采取行动。然而戈尔巴乔夫就像以前一样，继续仰赖基层的“变化进程”，并相信自己会设法打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的苏联。他的过分自信再一次让他失望了，但这次拿来冒险的不是苏联的外部帝国和在中欧的影响力，而是苏联自身的命运。在1987年和1988年，他执意拒绝将鲍里斯·叶利钦派往某个遥远的小国出任大使，从而除掉这个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和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分子。当别的“新思想者”警告他叶利钦有野心而且很危险的时候，他愤愤地反驳说：“你们拿我当勃列日涅夫吗？”到1991年的时候，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并想把这个共和国从名义上的实体变成可以挑战戈尔巴乔夫权力的真正的根据地。让“新思想者”难以理解的是，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拒绝作为苏联总统参加大选。这是个致命的政治错误。他还让冥顽不化的强硬派德米特里·亚佐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和奥列格·巴克拉诺夫继续负责军队、克格勃和军工综合体。

1991年8月18日，戈尔巴乔夫、他的妻子赖莎以及他的对外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这时，戈尔巴乔夫手下的多数派夺取了政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联盟条约》——该文件会把苏维埃联盟变成邦联。接下来就是对1964年10月罢免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的拙劣模仿。莫斯科到处都是坦克和军队；首都之外和各大城市的苏联公民都缩起脑袋，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掌权的小集团——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成员——似乎缺乏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意志。他们甚至未能逮捕新当选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以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为首的政变领导者（名义上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领导），后来都声称他们想要说服戈尔巴乔夫站到他们一边。而戈尔巴乔夫——据他自己说——愤怒地拒绝了，并称他们为“罪犯”。就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这位最高领导人被克格勃囚禁了三天。政变的策划者说他“病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不得不依靠自己忠心的保镖给他们的一台短波收音机来获取消息。赖莎·戈尔巴乔夫当时已濒临崩溃，显然她是认为自己和丈夫随时都会被暗杀。她坚持要录制一盘磁带（作为他们还活着的证据），由一位保姆把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瞒过守卫的克格勃带了出去。

到1991年8月，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权威已经被他挥霍殆尽。由于他一直未能选择一条连贯的经济与财政改革的道路，苏联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债台高筑，几乎到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无力偿还的地步。裁军和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并没有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国内的贸易和分配系统也已失灵。以前苏联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甚至在二战期间也没有。正是这种严重的危机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鲍里斯·叶利钦从中大为受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许多同胞眼里，在世界上苏联以前的盟友眼里，是个优柔寡断的可悲的人物。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尽管他和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培养和帮助很多），并热情地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反共路线和宣传。就连他的那些伙伴，那些从他的政策方向得到了好处的西方国务活动家，也没有兑现承诺，没有给已经破产的苏联预算提供他所要求的大笔补贴。1991年7月，在财政和政治上都濒临绝境的戈尔巴乔夫，请“他的”乔治·H.W.布什动员某种形式的“马歇尔计划”，帮助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本来只是几百亿、也许几千亿美元的许诺，但在财政上比较谨慎的美国总统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苦苦请求反应冷淡。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预算也没钱给苏联。马特洛克认为，虽然布什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这位政治家，但他“似乎在找理由不去帮助苏联，而不是想法子去帮助它”。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西方朋友抛弃了他，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强硬派放胆去实施了政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