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2/21页）

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最后都必然会对戈尔巴乔夫“谜”一般的个性挠头不已。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俄罗斯分析家，同时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的德米特里·福尔曼（Dmitry Furman）认为，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终结冷战和共产主义的那六年，“苏联和俄罗斯并没有得到有机的发展，相反，它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相联系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叶戈尔·利加乔夫写道，政治观念“不可能解释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条政治道路的曲折性。这其中有包括戈尔巴乔夫个人品质在内的一整套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不是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并非要贬低或否认戈尔巴乔夫在和平终结全球性的两极对抗过程中作出的历史贡献。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其国人当中已变得非常的不受欢迎，对他的个性和国务活动进行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只会有助于消除在俄罗斯的那些抹黑他的夸大其词的谣言和杜撰的指控。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切还会发生吗？

描述一下关于冷战终结的标准的解释，是重要且必要的，因为这些解释可以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材料上，放在戈尔巴乔夫的独特个性和领导风格赖以产生强大影响的政治背景与思想背景上。按照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提出的第一个标准的解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力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变得对美国和西方有利了。相对的衰落让苏联人别无选择，只好采取收缩帝国防线并与强大的西方建立密切联系的政策。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察觉到这种实力的转换，就根据现实调整了自己的行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实尽管让克里姆林宫冷静了下来，但没有自动规定好一套感知（或者像现代理论家所说的“叙事”）。在克里姆林宫就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现实与感知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感知到不止一种的选择。

对于世界和苏联自身来说，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年老的苏联领导人在1981年至1984年间讨论的那种选择：对于他们感受到的由于里根政府的扩军和“侵略”行为而带来的威胁进行回击。尤里·安德罗波夫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考虑过采取紧急措施，为在全面的军备竞赛中与美国保持“战略上的势均力敌”而对苏联社会和国家进行动员。尽管克里姆林宫当时准备在这方面走多远目前尚不清楚，但这种反应的基础在于不信任、恐惧和对武力威慑的依赖。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在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也在安德罗波夫的观点的影响下，认为只要里根还在白宫，就不可能达成妥协。

另一种选择跟斯大林死后头几年克里姆林宫的做法相似，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单方面削减苏联的武装力量。这不是说不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而是要赢得“喘息的时间”，以便减轻军工开支给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与第一种选择截然不同，这种选择符合逐步改革苏联集权体制的愿望，但它需要循序渐进并要牢牢地控制住社会经济生活。直至1989年，华盛顿的大多数分析家还在怀疑和担忧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所在。实际上，这种选择中的有些内容的确出现在了1986年至1987年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成员面前提出的看法当中，并于1988年之后在“战略充足”理论中公之于众。

第三种选择是在彼此都削减武器的基础上与西方达成“友好协议”。这一选择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其他人一起在二战结束时提出的，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后呼声很高。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称之为“和平共处”，而且不管苏美关系中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和挫折，他们始终坚持这一点。该选择的核心是一种实用政治，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策略并无不同。其目的是要在世界上保持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影响力，包括与美国在战略上“势均力敌”，留住苏联在国外的盟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种“进步”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据切尔尼亚耶夫说，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相信和平共处是“常识”的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共存，互不干涉”。

在这里，关键的、也是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过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虽然某些国内的批评者与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以为他在采取“和平共处”或赢得“喘息时间”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我下文所表示的那样，他所做的完全不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行为非常缺乏连贯性，也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这一点被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人，尤其是他的批评者在事后看出来了。即使到现在，他们在提起来的时候还认为这是错失了良机，没有走“中国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