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3/21页）

关于冷战的终结，第二种标准的解释是苏联国内的结构性衰退与危机。苏联的经济、生态以及日常生活质量的每况愈下——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所谓的停滞——连同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种种日趋严重的深层次问题，与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截止到1985年，苏联只能算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国内的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非常之快。美国方面有些人，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中情局首席观察家罗伯特·盖茨，意识到了形势对美国非常有利：不断加深的危机将促使苏联领导层为结束对抗而单方面采取行动，满足美国人的各项要求与条件。

甚至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时候，苏联的老一代领导人就一致认为，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控制军备竞赛的政策，对于国家的经济是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当时似乎也同意这一点。在有关记录中，他对政治局说过：这种竞赛将“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且，我们可以预料，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可能与美国的潜能结合在一起。如果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相当大”

“国内的结构性的”原因是有说服力的，但更加仔细的考察表明，这种解释也是不全面的。重要之处在于，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国家危机只是在1986年到1988年间才开始的，而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和政策，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些选择和政策当中，有两点影响最大。首先，在国家的重建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去依靠党政官员中最务实的那部分人，而是努力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与运动，同时逐步削弱党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的权力。其次，他不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范围内采取价格改革和削减政府补贴之类的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而是鼓励迅速废除这个体制。在1988年之后，这些选择造成了政治混乱与经济灾难。戈尔巴乔夫的“疗法”在把病人推向死亡。

即便在经济与财政急剧下滑的情况下，苏联仍有可能用波将金式的体面的假象来掩盖自身的弱势，并以一种相对势均力敌的姿态与美国谈判。1988年之后，这种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决定开展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同时让党的机构退出经济生活，这就给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在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这一切就等于是革命，并且把苏联领导层都卷了进去。这些政策让苏联从根本上丧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像超级大国一样有所作为的能力。苏联沦落到一种既无力帮助自己的盟友也不能在谈判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境地。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与这种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要按照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条件尽快结束冷战，国内的结构性危机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相矛盾。首先，在1987年初危机变得严重和明显之前，苏联在谈判中的行为就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其次，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全力支持下，苏联在1989年、1990年，甚至包括1991年的一段时间中，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向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越南等扈从国提供军事装备，而当时苏联的国库几乎已空空如也。美方企图说服戈尔巴乔夫切断对卡斯特罗的石油供应，而苏联的激进改革者甚至建议与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建立同盟。但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尽管这样做会赢得美国实权派中许多人的支持。

当时，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那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尽管如此，从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向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模式的逐步过渡还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一个得到党内高层务实派支持的领导人，本来是可以把国家财产逐步私有化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这一突出的现象使得一位观察家表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党的高级官员”本来就准备“随时把马列主义整座大厦送进地狱，要是这样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并继续其事业的话”。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政策不是去拉拢那些老官僚，而是带领苏联社会越过党的官员，进入“民主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很快便使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恢复了元气。不过，后者几乎是立即就转而激烈攻击这位苏联领导人，并开始支持政治分离主义运动并煽动社会骚乱。这一点，再加上被疏远的党政官员的蓄意破坏，使得戈尔巴乔夫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政治上得不到实际的支持。由于在国内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戈尔巴乔夫就越来越多地到国外去，到西方领导人那里去寻找这种认可与支持。